“增值税税率可以降一点”(1)

　　■ 核心观点

　　凡税收都是有扭曲效应的，应当尽量降低这种扭曲效应，社会财富才会增加。财产税的扭曲效应相对最小，增值税等流转税的扭曲效应较大，这种结构要改变。从渐进改革的思路出发，增值税税率可以适当降低一点。

　　宏观调控滞后于经济形势

　　新京报：你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从2010年开始的经济下行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类似，哪些方面类似？

　　徐建国：改革以来的经济有个基本循环，至今没完全走出去，就是“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2010年和1997年这两次下行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1997年的通货紧缩，可以回溯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刺激开始的经济扩张，其后的大规模投资和高通胀，接下来的宏观紧缩，紧缩过度收手不及时，终于在1997开始发生通货紧缩。通缩一旦开始，就会自我加强，耗时5年才彻底走出来。

　　同样，本轮的经济收缩，也可以回溯到2008年底的大规模财政刺激开始的经济扩张，其后的大规模投资和通胀压力，同样导致了2010年开始的宏观调控。现在，调控效果的“充分显现”，不仅表现在通胀压力的下行，经济增速显著下滑，更重要的还表现在经济已经开始有“自主收缩”的迹象，一些企业已经不愿意贷款了。

　　两个时期的基本特征比较吻合，都是加大投资后经济快速增长，随后出现通货膨胀等各种问题，政府开始调控，所谓调控重要的就是压投资，经济随之变冷。宏观调控总是有点滞后，政府动作落后于经济形势的变化。

　　但两个时期也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次不如1997年那一次环境恶劣，那时银行惜贷，企业也不借贷了，农民工都开始回家了，这次实际利率没有当时那么高，经济也没冷到那种程度。

　　新京报：宏观调控总是有点滞后，原因是什么？

　　徐建国：这方面已经比以前进步很多了。以前各方的经济专业知识都不够，大家都不太懂是怎么回事儿，现在随着专业知识的普及，这种状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善，至少专业人员是懂经济的。当然懂也还有一个深度、广度的问题，这个没有止境的。另外就是政策决策的因素很多，只有专业理解还远远不够，需要协同各方面的意见和利益。不过随着知识的进步，各方达成一致意见方面也会有所改善。

　　新京报：经济出现“自主收缩”迹象的原因和表现是什么？

　　徐建国：企业的经营活动根本上是追逐利润的。一旦利润变薄，企业贷款、投资、扩大再生产的意愿就会下降，需求下降导致经济活动不景气，所谓的自主收缩说的是这个意思。利润变薄的主要原因还是利率。最近一段时间贷款的实际利率已经比较高了。以一年期贷款计算，名义基准利率虽然只有6%，实际上还要稍低一些，但是10月份PPI只有-2.8%，这样实际利率大概有8%左右，已经不算低了。其中大企业低一些，小企业要更高一些，这样的利率水平，对企业，尤其是对小企业而言，影响还是很显著的。

　　财政政策重在基建投资

　　新京报：目前应当采取怎样的政策措施提振经济，应对“自主收缩”？

　　徐建国：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上都可以再逐步放松一点。货币政策可以考虑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财政政策方面重点还是基建投资。

　　目前消费比较平稳，增速也不慢，拉动需求主要依靠房地产、出口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三大块。房地产现在很难放松调控，出口形势短期难以显著好转，所以副作用最小、正作用最大的就是基建投资。

　　新京报：基建投资的副作用最小？

　　徐建国：基建投资从理论上讲没有太多的争议，国家的基建搞好了，提高了居民的生活便利程度，同时也会提高生产率。而且我们国家的基建现在确实差得太远，比如铁路、公路密度以及农田水利建设等，无论跟发达国家相比，还跟本国当前经济需求相比都还差得远，十一假期的大堵车就很说明问题。

　　但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是个大问题，以前都是找企业和银行，以后应当让政府财政多承担一点。从各国经验来看，基建基本上也都是政府主导。

　　新京报：有很多人担心增加投资会继续恶化经济结构。

　　徐建国：这种担心一直存在，也很有道理，但是一来结构调整和经济周期要分开来看，二来在投资中面临房地产、出口、基建这种“三难”选择，可能要用“三害相权取其轻”的思路来理解。实际上，加码房地产、出口的副作用很大，而增加基建基本上是好处多，所以应该说是“两害加一利”的格局。

　　（下转B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