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人才究竟如何培育

　　前不久，台湾清华大学前校长刘炯朗在大陆首次出版了《一次看懂自然科学》《一次看懂社会科学》（两书2010年入选台湾开卷好书奖，2011年台湾第35届金鼎奖）两本书。近日，刘炯朗在京举办了多场讲座，并与著名画家陈丹青，以及清华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王晓阳进行了对话，在两次对话中，他谈到了自己当上台湾清华大学校长的过程，并回答了“钱学森之问”。刘炯朗对于高等教育的思考和见解，对于大陆的高等教育显然极具启发。

　　通过遴选当上台湾清华大学校长

　　陈丹青关心刘炯朗是怎么当上台湾清华大学校长的。刘炯朗笑答是“糊里糊涂当上的”，当然，这背后其实经历了一个严格的遴选过程。而至于一个好的大学校长的标准，刘炯朗说最重要是要让学校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建立一个学术的环境。“你有这颗心，有这个目标，你就可以做一个真正很好的大学校长。”

　　陈丹青：难得一位台湾清华大学校长坐在我们前面，我很冒昧问你，你是怎么当上台湾清华大学校长的？

　　刘炯朗：我怎么会当上清华大学的校长呢？我讲一句很诚实的话，糊里糊涂当上的。这话怎么说呢？我没有当过系主任，没有当过院长。1996年，我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台湾清华大学的校务长，就是学校里头学务跟财务最重要的人物，他手底下有五个助手，其中一个是管学术的，他暗示我说，我遴选清华大学校长两年半，你要不要报名参加？我就报名参加。按照他们的规定，我填了一个表，写出我的经验。其中有一项是学术行政经验十年，当校务长两年半。后来，他们发现我曾当过我们系里面的电脑中心主任，所以我就满足了那个条件，然后到清华大学去做校长了。

　　陈先生问我这个问题，表面是说你怎么当上清华大学的校长？实际上他问的是你凭什么当上清华大学的校长？我觉得可以当大学校长的人很多，我个人的看法，一个大学校长最重要的，要让学校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建立一个学术的环境，你有这颗心，有这个目标，你就可以做一个真正很好的大学校长。

　　陈丹青：你填的这个表是哪个部门给你的？然后哪个部门能决定，你可以就任清华大学校长？你是国民党党员吗？

　　刘炯朗：1998年，台湾清华大学需要找一位新的校长，学校决定模仿美国或欧洲的大学，公开遴选。在遴选委员会里头，当时有三位校外委员，还有六位代表。他们经过了一个公开征求的程序，选了五个人，里头再选三个人，最后按照那时候的程序，送到台“教育部”去，选出最后的入选者。我对当时的遴选委员会有信心，我知道我的确是他们要的人。

　　我要申明一下，我不是国民党党员。

　　陈丹青：我现在才明白你当时在美国参与了他们公开招聘校长的过程，他们最后选你去做清华大学的校长，你的下一任校长都是这样进去的？

　　刘炯朗：我的下面一任校长叫做许遐生，是通过三次程序选出来的，许遐生先生原来在美国当教授，是天文学上成就非常大的科学家。开始他是用英文主持校务会议的，因为他说中文有点困难，但是他后来可以用中文发表演讲。

　　“考试制度训练出来的学生目光短浅”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在与清华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王晓阳的对话中，两人探讨了这一问题。

　　王晓阳：“钱学森之问”，现在社会上讨论也很多，尤其我们这样的学校觉得应该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培养出钱学森先生讲的这种杰出大师级的人才，我觉得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条，这种融会贯通的人才，我们以前这种培养体制培养不出。其实真正的大师级的人才必须是融会贯通的人才。如果仅仅是专业教育，很难出这种大师级的人才。大师级的人才是什么？他要引导潮流的。在科学能力上，他去提出新的创新，让别人跟着他走。要做到这样，就必须要有很贯通的，很广阔的知识面，我们的教育体制在这方面还是欠缺的。

　　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今天的大学很缺乏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不是说你不关心社会，而是说一门心思做学问，不是说稍微做出点成绩了，就想当一个处长，当一个副校长。越是层次低一点的学校，想去做行政的人越多，没有心思说我一辈子潜心做学问。所以王国维先生很早就提出来，学问应该独立。独立的意思不是说它要跟国家的利益没有关系，而是说做学问的人要一门心思做学问，这是最大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宽松的学术交流的氛围。这一点我们也比较缺乏。我们刚才说大陆清华的同学知识很扎实，但因为学分的要求太多，同学们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就少了。由于学术的氛围不够宽松，交流不够，创造性的思维也出不来，创造性人才也出不来。

　　最后一个原因，我们的教学方法，包括清华，我们做过调研，课堂讲课方式还是灌输式为主。媒体现在的说法是，老师就像表演钢琴的，然后学生就是去听去看，这是我们的教育模式，但是这样怎么能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总之，我们的教学、方法、理念还很传统，这方面要继续变革。

　　刘炯朗：刚刚你提到钱学森之问，我相信杨振宁先生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他说20年之后，中国什么时候会出来一个科学上的诺贝尔奖得主。我同意杨先生的看法，到底是19年还是21年，我们不需在这里做一个讨论，但是我相信，中国一定会培养出世界级的大师，能够得到诺贝尔奖，还有很多很多的奖项。为什么？有一个问题可以问他，你看近半个世纪来，哪一个国家的科学家拿到最多诺贝尔奖？答案很明显，就是美国。

　　为什么美国培养出那么多世界级的科学家？第一，美国科学研究的基础是非常深厚的。第二，美国在过去七八十年，是把世界上所有一流的人才都吸引到它的国家去。所以我们用15年、20年、30年的时间，建立起一个深厚的科学研究基础，我们一定能够吸引很多世界上一流的人才到我们这边来，这是一个。不要排除，光是靠我们自己培养，这没有必要。人才是通的，他们来，他们来帮我们，我们也帮他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动力，而且我相信这个原动力是会存在的。

　　最后，我们谈教育，常常我们都在批评，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还是说不对不对，我们想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今天我们讲我们的教育，我们培养不出很多世界级的大师，我们的学生没有创新的能力，我们的学生没有领导的能力，我们的学生没有幽默感，我们的学生没有表达的能力。为什么？我不能不说，今天，起码在大陆，在台湾，我们的考试制度训练出来的学生，目光是很短浅的，为什么？为了考试，你的目光必须非常短，你的视野必须非常狭窄。所以，我们假如不能够跳出来，就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人才。

　　整理撰文：新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