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艺“四巨头”的心灵史

　　□书评人 童道明

　　人艺故事多。曹禺曾说：“说起北京人艺，我像是从山谷涌出的清泉，沿着溪涧，潺潺浪花，有说不完的话”。

　　梁秉堃先生也一直在写北京人艺，已出过好几本书，《我所知道的北京人艺“四巨头”》是最新的一本。

　　“四巨头”指北京人艺的四位奠基人——曹禺院长、焦菊隐总导演、欧阳山尊副院长和赵起扬书记。在北京人艺建院六十周年之际出这本书，自然有饮水思源不忘前贤的设想。

　　但还好，梁先生没有把它写成一本不痛不痒的应景之作。他既写了成功，也写了伤痛；书中既有阳光、笑靥，也有鞭影、泪痕。使得这本书有可能成为经历了二十世纪风风雨雨的中国艺术知识分子心灵史的一部分。

　　读了这本书，才知道并不擅长写作的赵起扬书记，去世前硬是拖着病体写了一篇《文革中的焦菊隐》，写完之后含着眼泪说：“我们过去对于焦先生关心太不够了！”

　　焦菊隐1975年去世，没有活到云开日出之时，梁秉堃可能也是含泪写了这一句让人心酸的话：“到了1974年秋风扫落叶的时候……焦先生悲痛之极地说：‘我现在已经彻底绝望了，今后再也不能干导演了，不能了！’”

　　这就与曹禺一句反思“文革”之痛的话有了呼应：“那种深重的绝望，把人箍得有多紧！”

　　书的头号主角自然是曹禺。读者也自然更关注晚年曹禺的精神世界。

　　梁先生让我们知道了一个细节：曹禺的床头枕边常放着一本托尔斯泰的书。

　　我想，吸引晚年曹禺的，已经主要不是托翁的文学世界，而是精神世界。曹禺想要弄明白他的悲天悯人的至善，他的阅人阅世的睿智，他的寻根究底的哲思，甚至还有他的谜一般的最终离家出走的勇气……然而，曹禺终究没有完全弄明白。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大喊一声：“我越读托尔斯泰的书，越感到惭愧！”

　　但正是在“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意义上的爬坡过程中，曹禺的生命风光放出了异彩。他的文学书写也有了新的阔大深邃的气象：

　　“天沉着脸，像是要下雪，其实方才还是亮晶晶的，怎能一转眼就变成这样一副讨人嫌厌的样子，这个天就像我，一天能几个神气，说明心中有怨气。但天不应该有什么内心活动，我是人，人却不能没有各种变化。比如我像在等待什么，其实我什么不等待！”

　　写着写着，曹禺是否想到了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也未可知。总之，到了晚年，集诗人、剧人于一身的曹禺，已经有了哲人的智慧与气度。

　　我写过一个剧本，曹禺也是剧中的一个人物，遗憾的是我没有能把他哲人的一面好好表现出来。梁秉堃先生似乎也没有做到。

　　书前有作者自己撰写的序言，全是写于是之的。梁先生可能觉得“巨头”里也该有个演员的。北京人艺的演员中谁最有资格加入“巨头”之列呢？自然是于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