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预测与独立思考

　　□书评人 苏蛮

　　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散漫不羁，有时候还很毒舌，但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可在中国，能在分析研究与公众之间穿行的人并不多。投行经济学家们在这一方面要领先于学院派。他们更愿意写出自己的观点，也更直接，他们总容易抓到点子上。

　　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提供见解，而不是宏大的计划和方案，在这一点上，他们所提到的问题往往让人更有切近之感；另一方面他们的见解也经常出乎你的意料，但言之成理，有些还能得到时间的验证。

　　比如关于很简单的问题，粮价上涨最大的影响因素是什么？一般的想法是，这和当年是否丰收有关，即和供给有关。人口稳定的情况下，消耗的粮食总是相对确定的。

　　但实际上和需求关系更大。比如中国粮食连年丰收，但期间粮价几起几落。鲁政委给出的逻辑和实证数据都令人信服，用做口粮的粮食占比是在下降的，更多的粮食变成了饼干、饲料，酿成了白酒，或者变成了工业燃料、原料，因此经济的繁荣与萧条，引发的对白酒、饲料、工业原料、燃料的需求左右了价格。

　　又譬如，对外汇储备的认识。2009年时曾有很高的呼声，将中国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改换成欧元这样对美元升值的货币。鲁政委当时认为，外汇储备和外汇资产是两回事，外汇储备相当于你随时需要取用的现金，不能单纯追求高收益。

　　换成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你经常需要用1万元现金，你不能拿它去炒股，顶多存活期。而美元从主要储备货币，比如欧元、日元来看，长期仍是安全的。

　　随后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和欧元的贬值则显示出，外汇储备的调整，真是一动不如一静。

　　经济中的另一些现象则可能需要根据操作者的意图来总结，尤其是在有历史经验的场合。鲁政委的另一经典预测是对2007年加息的精准预测。

　　如何预测央行要干什么？这是一个大难题，但过往数据能显示出央行的行为模式。鲁政委发现在过去的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升息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但如何确定今后也会出现这种相关？

　　他找到了一种很好地解释过往经验的逻辑，即根据银行在中国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央行的每一项政策不太可能让居于经济核心中的银行受损。存款准备金率提高明显是一个降低银行资金回报的措施，但升息则提高了银行利差，两种措施前后相继，后者也可以看做对前者的补偿。

　　基于这种思考，他认定2007年也会出现密集的加息——虽然当时市场主流观点一度认为加息并不迫切。

　　在鲁政委这本新书中，辑录了他从2006年至今的部分文章。其中他对通胀、货币政策等的精准预测和思考都收纳其中。

　　这些思考方式决定了最后的结论是否可信。经济现象可能呈现多种表象，衍生出很多指标，如果理不清内在逻辑，这些现象和指标链接起来的证据链就不可能“自洽”。

　　对于经济学家尤其是投行经济而言，他们都专注于在数据和细节中寻找证据，很多报告也许显得数据繁杂，但其中的简洁自洽的逻辑和独立的思考方式，才是值得读者珍视的，而不是他们做出了哪些准确的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