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通报下游”应成制度

　　曾思育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系统分析研究所所长

　　2012年12月31日，山西长治潞安天脊煤化工集团发生苯胺泄漏事故，8.68吨苯胺排入浊漳河。直到2013年1月5日下午，长治才向下游的河北、河南方面通报有关情况。也有媒体报道称，河北邯郸先发现污染逐级上报，且“事故是去年12月26日发生的”，但邯郸方面最初予以否认，随后不予回应。

　　被污染的浊漳河，是漳河的上游支流之一。漳河流经晋冀豫三省。事故再度暴露出多头治理困难、通报机制失灵等问题。如何解决跨界水污染的治理难题，国外有无相关经验可循？

　　新京报：有报道说，此次污染事故是外省通报后才被公开，当前制度有没有要求跨界水污染必须给相邻地区通报？

　　曾思育：就目前来看，相邻行政单元之间通报污染的权利和义务很不清晰。一般一个行政单位发生污染事故之后，是从下向上，在行政单位的上下级之间逐级上报，而不是在上下游之间的行政单位之间相互通报。因为相互之间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往往很难界定权利和义务。

　　新京报：长治之外的地区该向谁索赔？治污成本该由谁承担？

　　曾思育：从法理上看，当然是谁污染，谁买单，谁闯祸，谁负责。但这种索赔往往很难在法律层面实现。因为难度太大，主要集中在跨地区调查取证难、具体赔偿标准难以评估，尤其是货币化比较难等，比如有些污染对当地村民身体健康造成的影响，有些是临时性的，有些是潜伏性的，有些是长期性的，很难确定一个合适的赔偿标准。

　　经济损失，包括治污成本，应该由污染源负责。但是具体操作中，即便诉诸法律途径，最后往往还是通过协商协调来解决，有些是通过行政手段来协调解决。

　　新京报：国家水污染防治法规定，“防治水污染应当按流域或者按区域进行统一规划”，现实中落实得如何？

　　曾思育：具体到一些地区，会根据流域机构本身的地位有所侧重。比如长江委员会和黄河委员会，他们的执法能力和管理能力相对强一些，而对于那些中小河流的治理机构而言，其能力就相对会弱一些。

　　新京报：像“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在跨界治污方面有怎样的机制？

　　曾思育：黄河水利委员会定位是黄河流域水资源综合规划、治理开发、统一调度和工程管理，虽然在水量分配和水污染治理方面都有其功能，但相对而言，在水污染治理方面会弱一些。长江委员会和黄河委员会都隶属于水利部，而不是环保部，虽然工作上会有所兼顾，但他们的工作重点更多的是水量控制，而非单纯的治理污染。

　　新京报：像漳河这样的有没有全流域的保护机构？

　　曾思育：漳河是属于海河流域的分支河流，海河有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下面有比如漳河上游管理局，但这些部门的执法能力和管理能力，就会更弱一些。如果出现跨界的污染，很难有力量尽快启动流域性的保护协调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