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也需“黄灯区”

　　■ 骆意不绝

　　骆新 东方卫视主持人

　　交通路口之所以设置“黄灯”，其作用就是一个令人开始思考并行动准备的缓冲区，而在立法方面，我们无疑也需要一个代表程序正义的“黄灯”。沟通的愿望，远比沟通本身更重要，立法、执法与公众欲达成共识的前提，是信息能否充分交流。

　　我从小就记得“红灯停、绿灯行”，文化大革命时期，“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几乎遭到颠覆：遇到红色不前进，不是封资修、就是反革命！那时人们一度被强行地灌输“红灯行，绿灯停”的概念——这在贝尔托鲁奇拍摄的《末代皇帝》中已有所呈现了。但不管这个规矩怎么变，黄灯顶多就是个“打酱油”的，很难让人产生什么敬畏。

　　然而时光转进2013年，黄灯开始真正“发威”了——权威部门要求：车辆在黄灯的时候立即停下。闯黄灯者一律按闯红灯算，罚款扣分相当严厉。

　　“闯黄灯受罚”无疑成为了今年交规改革最显著的变化。

　　很显然，大部分司机不愿意为闯黄灯而突然接受如此严厉的惩罚。于是，在互联网这样一个特殊的舆论场，大量的描述刹车系统如何滞后以及车辆追尾的经历瞬间潮水般涌现，不少网友调侃制定交规的官员无视牛顿的惯性定律，指出这个交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相抵触，并威胁称在这样粗暴的交规引导下，中国的道路将变得更加危险……

　　让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十天之后，官方就以非同寻常的反应速度妥协了，表示鉴于民意，对闯黄灯的惩罚暂不实施，以教育为主。公安部门的公告中，还感谢广大群众把他们的意见表达出来，有利于自身的工作改进。

　　行政执法部门根据具体情况，有权对法规执行做出调整，公安部门设立“闯黄灯受罚”的条款，也绝非异想天开——据统计，2011年全国道路交通导致的死亡创纪录的高达62000例。大量的路口伤亡，很多都与司机抢灯强行有关——譬如：越是遇到黄灯、就越是加速通过；另外，车内死亡人数中有50%都与“不系安全带”有关；而开车吸烟、打电话所导致的交通肇事在事故百分比中也达到两位数。

　　其实，称“闯黄灯受罚”这一条完全是长官意志、管理者拍脑门想出来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据我所知，早在该“新交规”出台前的2012年9-10月份，公安部门就曾与全国一些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在上海、北京等地开过相关的论证会，会上对此条的修正，各方意见也不统一，甚至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不知为何，最终这个新规定还是出台了。

　　交通路口之所以设置“黄灯”，其作用就是预报、提示、警告，也是一个令人开始思考并行动准备的缓冲区，而在立法方面，我们无疑也需要一个代表程序正义的“黄灯”，但遗憾的是，这个“黄灯”却不甚明显——究竟是部门里开个闭门会议，就算走过程序了呢？还是应该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讨论一下呢？抑或是彻底公之于众、征求意见呢？

　　我本人2008年刚当政协委员时，就遇到过所在直辖市公安交管部门一次新规出台，按照程序要征求代表、委员意见，令人尴尬的是：我们收到材料时，离新规定出台仅有一天了，这让我们怎么提意见？我们提的意见，会改变规定面世的时间吗？

　　沟通的愿望，远比沟通本身更重要，立法、执法与公众欲达成共识的前提，是信息能否充分交流，而行政法规的朝令夕改，本身就伤害了法制的权威性。

　　当然，我还要特别想说的是：许多在网上开口闭口讲法律精神的人，可能本身在日常交通中恰恰是最不守规矩的人。如果这些变脸的法规一再出现，更是会助长他们蔑视法律的勇气。

　　在《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中，西方的观察家这样评价“黄灯事件”：“这种妥协具有突破性意义，在定规则的人与被执行规则的人的交锋中， 民众的力量首次占了上风。”但这是否真正标志着百姓和权力机构的力量发生重大转变了呢？（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