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群粹主义的滋生与蔓延

　　■ 期许2013之舆论

　　对2013年中国舆论场最迫切的期待，就是舆论的各方建构普遍认同的舆论底线、相互遵守的游戏规则以及彼此倾听的沟通管道。

　　2012年就我个人来说，一个值得总结的事件，那就是在《新京报》开设了专栏。从此，让我这个电视人更近距离地体验到中国新闻纸“像一簇光簇拥另一簇光”的命运。

　　在《新京报》评论周刊开设的专栏，我取名为“舆论场”。由于博士论文结缘，我跟踪台湾舆论战十余年，发现由于特殊的时代与环境等原因，台湾的民主与欧美相比还有距离，但是舆论战的水平却堪属世界第一，可惜，西方的舆论学者没有接触到台湾令人叹为观止的舆论素材，而两岸的舆论学者则大多还在用中国的案例套西方的舆论理论，没有建构真正可以解读东方的舆论分析工具和解释工具。

　　当我用从台湾舆论战总结出的概念和理论回观大陆时，发现大陆的舆论战水准还真的处在低水平。不过大陆的舆论有着更大的舞台，而素材也丰富得令人难以想象。就在这个时候，《新京报》开始“逼迫”着我每一周对大陆的舆论场把一次脉。

　　舆论是社会的皮肤。所以，大多数学者看不起舆论学，舆论学不仅根底浅，历史短，更重要的是研究来、研究去，研究的都是社会的表面。但人们忘记了所有本质的东西都是以表象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一个社会有病，它一定会反映到它的皮肤。西医的临床医学，也十分重视病人的病症，而中医更是通过望闻问切就有可能透过表象一下子命中真理。一个研究最肤浅表象的学科，可能是最复杂、最艰深的一门学科。舆论的复杂性曾经让许多学者望而生畏。

　　早在1904年，德国历史学家欧肯就对那些试图对舆论下定义的人提出忠告：“任何渴望理解和阐释（舆论的概念）的人，将很快意识到他是在与海神普罗修斯——此神能以一千种形态出现——打交道。”

　　想象2013年的中国舆论场，必须从2012年出发，看看这一年的舆论场发生了什么变化。

　　2012年，是有史以来中国大陆舆论场最活跃的一年，各种舆论主体纷纷登场，而且从未如此大规模和高频率地发挥出改变现实世界的力量，舆论的议题设置进入了原生态的丛林状态，既看不到大内高手，也不见武林门派，只看见一个个草莽英雄，无端走红，也无端烟灭。各种歪打正着、躺枪一片，不是因为舆论的精确制导，而是“敌人”太脆弱了，或者，更可能的是：中国人口太多了。

　　2012年中国大陆的舆论场生机勃勃，有着野性的力量，既没有老谋深算，也缺乏游戏规则，标志性就在于没有舆论禁忌，以致要通过泼漆、爆粗、约架、动武来引发关注。分不清舆论的敌友，摸不准舆论的规律，搞不懂舆论的战场，拿错了舆论的武器。

　　对2013年中国舆论场最迫切的期待，就是舆论的各方建构普遍认同的舆论底线、相互遵守的游戏规则以及彼此倾听的沟通管道。2012年中国舆论场最令人担忧的，除了舆论的底线屡屡突破，再就是“选边站”的问题出现：几乎任何问题都可以分裂成两大阵营，无论是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还是对某个作家、某个商人、某个国家，都可以划分出泾渭分明的两个派别，更可怕的是交叉传染，把一个个偶然串联成必然，由此，“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由此，“信者恒其信，不行者恒不信。”

　　2013年，以至以后，中国最应该警惕的就是群粹主义的滋生与蔓延。群粹主义是我“发明”的一个概念，指的是民粹主义和族群主义相结合，它是中国未来30年最危险的敌人。民粹主义好对付，族群主义也易降解，最可怕是二者的结合，我们从分裂的台湾，已经看到它的苦果，希望它不要在中国大陆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