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历史比小说更精彩

　　前不久，著名华人作家、年近九旬的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在四部曲中，《昨天的云》写山东故乡幼年；《怒目少年》着墨抗战时的流亡学生经历；《关山夺路》则写内战遭遇；《文学江湖》写台湾卅年生活的文学部分。本书在大陆的引进出版，与率先看到台湾繁体版的学者王奇生的引进有直接关系。通过王奇生历史学家眼睛的透视，这四部曲的价值和意义或许更接近于王鼎钧的本意。

　　大人物的回忆录难以见小，小人物的回忆录难以见大；史学家的回忆录常常重实不重文，而文学家的回忆录又常常重文而不重实。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大体兼得其长而避其短。

　　□书评人 王奇生（北大历史系教授）

　　在台湾，王鼎钧是家喻户晓的散文大师。而大陆读者则知之甚少。2008年我去台湾访学，“中央研究院”一位朋友推荐我看王鼎钧的回忆录《关山夺路》和齐邦媛的回忆录《巨流河》。我将两书的繁体版一并购回，一并读完。也许是自己专业的偏好，我更喜欢《关山夺路》。2010年，见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齐邦媛的《巨流河》，却不见出王鼎钧的书，心中有些“不平”。一次和三联的编辑饶淑荣闲聊，便“质问”他们社何以“重齐轻王”？饶是一位有心人，很快与远在美国的王鼎钧先生取得联系，并获得简体版版权。最近终于看到三联书店将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一并推出，自己也有一点小小自得。

　　获历史认可是最大愿望

　　他希望自己的回忆录获得高级的历史认可

　　作为一位历史研究者，我向来对文学家写的回忆录怀有职业性的警惕，之前读过《往事并不如烟》和《大江大海》一类名家名作，感觉其文学趣味大于史学的价值。王鼎钧的回忆录，则与之不同。前不久，《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王鼎钧先生，有意请其比较历史学家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与文学家齐邦媛的回忆录《巨流河》。王先生委婉地说：《黄河青山》似乎没有文学抱负，《巨流河》似乎没有史学抱负。我是大体同意王先生的这一看法的。我对访谈中王先生的另两句话，印象极为深刻。一是他把作品分成三级：初级是职业认可，中级是社会认可，高级是历史认可，“我在20世纪写成的文章，要想列入21世纪的书单，必须升高到历史认可。”另外一句是：“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出版这四卷回忆录，以前的写作可视为跳高、跳远前的暖身，以后的写作是海浪扑向沙滩的回波。”

　　作家晚年写回忆录，一般将其作为自己的“最后一本书”，而王鼎钧则是将回忆录作为自己写作的“最大愿望”、最高抱负。正因为此，他从1992年开始，历时17年才陆续出齐他的回忆录四部曲，而写作的时间还要更长。尤其是第三卷《关山夺路》写国共内战时期，前后只有三年，而他自称从捜集资料、消化数据、调整心态，到最后完成，前后花了十年时间，以至于他感慨《关山夺路》这本书，“是我生活史上的关山夺路，也是我创作史上的关山夺路”。一个作家如此郑重其事地写回忆录，在世界文学史上也不多见吧。

　　借着自己写出当年的能见度

　　他不仅写了自己一生平凡与不凡的经历，同时也描述了中国百姓的颠沛流离

　　王鼎钧强调他写的不是“自传”而是回忆录。“自传”侧重写自己，“而我写回忆录不是写我自己，我是借着自己写出当年的能见度。”他的目的是要反映时代风云，记录时代变迁。所以，他在书中不仅写了自己一生平凡与不凡的经历，同时也描述了一个时代的大历史，描述了几十年间中国政治的沧桑巨变，中国百姓的颠沛流离。写“自传”与回忆录的人，多为“大人物”。而“大人物”写回忆录，多写自己成名成功的伟绩。而王鼎钧的回忆录则不同。四卷回忆录，第一卷《昨天的云》写青少年时代在山东家乡的生活，第二卷《怒目少年》写抗战时期在大后方的中学生活，第三卷《关山夺路》写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内战，第四卷《文学江湖》写1949年至1979年间在台湾的生活。

　　也就是说，王鼎钧用了四分之三的篇幅来写青少年时期（24岁以前）在中国大陆的生活和见闻，而他1949年到台湾之后的30年（24－54岁），是他走上文学之路，并成长为散文大家的最得意的壮年，本应浓墨重彩地写，而他却只用了一卷的篇幅来“轻描淡写”。他强调自己写的是一位“小人物”的回忆录。他更多地写世事的沧桑，而不是个人的名利得失。他试图呈现一个小人物在动荡剧变的历史年代难以自主的命运。他以其职业性的敏锐观察，将乱世的各种人情世态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并以具体的情境事例，将自己数十年累积的阅历感悟，一一述出，平心静气，边叙边议，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却触及灵魂。

　　细节呈现如临其境

　　此类的细节场景，非亲身经历者很难想象出来

　　书中的许多细节呈现，让人如临其境。抗战中后期，日军在沦陷区边缘设置长长的封锁线，严格检查过往行人。沦陷区青年试图超过封锁线到大后方去。检查哨所的伪军，很容易识破那些企图蒙混过关的青年学生。一位女学生眼见前面很多学生因编谎话而受阻，情急生智，在伪军上校耳旁悄悄说了一句：“我们是到阜阳升学的学生”。没想到伪军上校听了这句实话，很是爽快：你早说这句话，不早就过河了吗！王鼎钧的观察是，伪军上校这样做，为的是证明他也是中国人，表明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书中还描述了这样的“故事”：国共内战时期，有一段时间在部分地区形成拉锯战。在拉锯的地区，一个村子有两个村长，一个村长应付国军，一个村长接待共军；一个小学有两套教材，国军来了用这一套，共军来了用那一套；一个乡公所备有两幅照片，一张蒋先生，一张毛先生，国军来了挂蒋像，共军来了挂毛像，有时拉锯太快、太频，乡长只好做一个相框，正反两面，一面蒋，一面毛，随时可以翻过来。

　　诸如此类的细节场景，十分鲜活地再现出那个时代的风貌，一般档案文献与官方正史中很难见到，非亲身经历者很难想象出来。正所谓真实的历史比小说更精彩。

　　回忆录多种多样，大人物的回忆录难以见小，小人物的回忆录难以见大；史学家的回忆录常常重实不重文，而文学家的回忆录又常常重文而不重实。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大体兼得其长而避其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