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昱宁 寻找存在感

　　每当有人问我，究竟哪一个领域让我产生最强烈的归属感——写作，翻译还是编辑？——我总会近乎自虐地回答：是编辑。我的所有通往其他爱好的路径，最终都依靠它来中转。交通中枢总是拥挤而杂乱的，站在这里，你不容易找到存在感——唯其如此，一旦找到，必会受益终身。

　　□黄昱宁（上海译文出版社）

　　十六年前，我毕业那会儿，就业形势还不像今天这么剑拔弩张。我有三份工作可以选择：电视台娱乐新闻的编导，外资市场调查公司的分析员，或者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文学编辑。结局大家都知道，我和当年提供起薪最低的出版社签了约，一直干到今天。

　　这段故事曾经被我写在第一本散文集的后记里。经过记忆的透镜，那个做出决定的不眠之夜被夸张和变形，而那个真正的理由却被掩埋在最底层。我得承认，其实当时“击溃”我的是一个选择疑问句：等你四十岁的时候，你是希望天天晚上指挥一伙十七八岁的小星星举着灯牌尖叫大星星的名字呢，还是在一灯如豆中跟那些已经作古或者即将作古的世界文豪们透过稿纸把酒言欢呢？在1997年上外校舍的硬板床上，我翻身而起，在后面那个选项上画了个勾。

　　终于奔四。我也终于体会到，当一名外国文学编辑，并不是——至少不全是那么纯粹那么浪漫的事儿。有时候，这种感觉甚至可以引用本社出版过的某部爱情小说里的一段对话来形容：

　　“‘你老在说是否擅长干这一行，’他说，‘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喜欢这份工作吗？’‘可能我痛恨这份工作，’我说。他提醒说我一直喜欢看书。‘我看的不是书，’我说，‘我看的是那些还没好到可以印成书的手稿。’”——这话至少告诉我们，一个随性而至的读者与一个不厌其烦、如履薄冰的编辑之间，相差一百个文艺青年。

　　其实，“看那些还没好到可以印成书的手稿”，只能算是编辑琐屑芜杂的工作冰山中，相对较小的那个角。摆在你面前的是一份不完美的、需要你精雕细琢的手稿，追在你身后的却是那个叫做“市场”的怪兽。当年刚进社时悠悠地将一部稿子看罢、端着老式号码机把自己搞得一脸一手油污的岁月一去不返——时代要求编辑再也不可能仅仅“一灯如豆”或者“把酒言欢”。去年的某一天，为了宣传新书，我豕突狼奔，掐着表赶到先锋书店，面对一屋子读者，我的大脑至少有五分钟处于短路状态。那些从组稿开始就烂熟于心的想法，每表达一遍就损耗一次。从填写供应各种渠道的资料表、杜撰各类硬广告软广告开始，我已经把这本书所有可以口头消费的资料都磨损成了一个暧昧不清的东西。我还能说什么呢？

　　这样的窘境常常压迫着我。作为一个业余时常写几个字、译几本书的编辑，转换角色的技术哪怕再老练，也总有回不过神来的时候——更何况我还远远谈不上“老练”。面对文字，你究竟应该站在读者立场，还是作者立场抑或出版者的立场上，做价值判断？为了让一本书投进茫茫书海后不至于瞬间秒沉，你必须反反复复地广而告之，在微博上观察每一张封面图档激起的回响，在此过程中，你怎样才能跟那些在大街上拦住小姑娘做调查问卷、恨不得把她们抓进小黑屋买洗面奶的中年妇女有所不同？我做过总销量将近百万的畅销书，也做过注定赔钱的小众产品，可上面这些问题从来就没放过我。我在狼狈地经受它们拷问的同时，也学会了平衡。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每当有人问我，究竟哪一个领域让我产生最强烈的归属感——写作，翻译还是编辑？——我总会近乎自虐地回答：是编辑。我的所有通往其他爱好的路径，最终都依靠它来中转。交通中枢总是拥挤而杂乱的，站在这里，你不容易找到存在感——唯其如此，一旦找到，必会受益终身。于我，这份存在感，就藏在当你翻开这些闪光的名字写下的闪光的文字的那一刻（随机取自我编辑过的书目）：查尔斯·狄更斯，F.S.菲茨杰拉德，菲利普·罗斯，E.B.怀特，弗吉尼亚·伍尔夫，W.H.奥登，伊安·麦克尤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