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再现齐泽克出版热

　　最近，又有好几本齐泽克的译作出版，《自由的深渊》、《暴力》、《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不到十年间，他的大多数作品，刚写成就有中译本。类似的待遇似乎只有村上春树才享受过。在相当虚荣和时尚的中国思想界，不能流利地引用老齐的妙语，几乎成了落伍的象征。考虑到大部分西方正典都没有译本，这种异乎寻常的积极性尤其耐人寻味。

　　□书评人 刘仲敬

　　齐泽克身为马克思和拉康的信徒，把文化研究、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视为不可分割的政体。他娴熟地运用多种修辞技巧，比拉伯雷更喜欢不雅笑话；但庖丁解牛、迎刃而解的利刃其实只有三把：以社会批判颠覆权力结构、在大众文化背后发现意识形态、在日常语言背后发现权力结构。

　　我们看着好生熟悉——没错，一点没错。这三把刀曾经属于马克思、葛兰西和马尔库塞。齐泽克只给它们增添了一种元素：福柯式双重修辞法；愚者可以见愚，智者可以见智。通过《玫瑰的名字》，读者可以同时在符号学和侦探小说的迷宫中享受假面游戏的乐趣。这就是齐泽克的法宝：他是虚像世界的大师；袖里乾坤久，壶中日月长。

　　在马尔库塞以后，新左就再也离不开精神分析的扶持。拉康是这种联姻的新一代宗师，齐泽克则是拉康的传人。他们是后现代——新左的技术员，发明了最多、最复杂、最具可操作性的批评技巧（语言技巧）。

　　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齐泽克个人的成就可能完全归功于本人及其师承，但他在西欧的名望离不开柏林墙倒塌的冲击。在西方，只有胸怀强烈现实关怀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新左。他们做梦都想改造社会、实现理想。现实世界的剧变对他们影响极大。柏林墙倒塌，他们亟须新理论。这种新理论必须既能解释现实，又能保证他们继续保持批判立场。齐泽克是他们对苏联灭亡的回答，正如马尔库塞是他们对苏联背叛的回答。

　　齐泽克身为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异类，天然就处在刷新理论体系的优势地位。他一点也没有辜负欧洲左派观众的期望，《有人说过极权主义吗？》一书中的观点即：斯大林确实没有实践民主；但即使斯大林的体系仍有解放的趋势。东欧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会高兴这种解释。他们宁愿相信而且早已相信：苏联模式要为马克思主义的挫折负责，它毁坏了左派的名誉，使他们的事业倒退了二十年或者更多。

　　齐泽克那条优秀的毒舌经常使观众忘记：他只是把前人已经说过的话重新说了一遍——当然是用更有趣的修辞。

　　中国人总想等待西方左派继续发明新理论，然后再像以前研究萨特、哈贝马斯一样研究他们。但西方的社会形势已经大变，西马、新左陷入低谷，对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的枯竭不是好消息。他们需要睁大眼睛，寻找既有创新意义、又有广泛影响的新对象。在当代西方，很少有人能比齐泽克更符合这个标准。

　　从更深层考虑，中国人引进西学有一项始终贯穿偏好：乐于引进批判西方的西方著作。以前萨特、尼采、当然还有马克思本人都是在这种背景下传入中国的。思想界的“正典”著作引进一直非常缓慢、吝啬、零星，直到现在仍然留有大面积的空白。如果我们运用诛心之论，结果大概就是：中国人不大关心理解西方主流，这种心理结构跟齐泽克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就是想借助后现代技巧，超越和破解现代的、理性的、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从这样的基本前提出发，效果自然不出意料。

　　【知识卡片】

　　从马克思到马尔库塞的理论谱系

　　马克思对旧自由主义的政治分析框架不满。他断言：政治权力只是表象，看得见的政治背后有看不见的经济；后者才是根本的驱动力。他的权力观是一种围魏救赵的思路：如果你觉得现实不合理；不要拿出道德、正义之类含糊不清的口号，攻击看得见的政治体制。相反，你应该攻击看不见的经济结构；那才是敌人的命脉所在。其他门派的社会主义者属于前者；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属于后者。二者的区别就像业余爱好者和科学家一样大。

　　葛兰西总结旧社会主义的挫折，感到经济分析的框架仍然不圆满。他主张：在政治和经济的外围，有广袤而重要的文化场域。文化的战争是真正的阵地战。如果工人阶级在阵地战当中受制于敌人的文化，他们的胜利也会自动转过来不利于自己。马克思围魏救赵，坚信打破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就会迎刃而解。葛兰西围魏救赵，坚信赢得文化之争，政治经济结构才能迎刃而解。

　　马尔库塞经历了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老左派的信用破产。这时，左派知识分子如果不能刷新理论体系；就不可能同时对苏联现实社会主义和西方后工业社会保持批判立场。他的选择是用弗洛伊德的遗产挽救马克思的遗产：如果你的精神结构陷入疏离；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改造都不能解放你。政治依赖经济，经济依赖文化，文化依赖语言。语言是精神的樊笼，实在之家的边界。围魏救赵的大进军必须再多绕一段路，从精神和语言的门户杀入文化碉堡，然后自然切中肯綮、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