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三轮车夫的羞耻（二）

　　■ 出梁庄记（11）

　　那个年轻的三轮车夫，他为他的职业和劳动而羞耻。他羞耻于父辈们的自嘲与欢乐，他拒绝这样的放松、自轻自贱，因为它意味着他所坚守的某一个地方必须被摧毁，它也意味着他们的现在就必须是他的将来。

　　□梁鸿（学者）

　　“农民”“三轮车夫”这些称号对这人年轻人来说，是羞耻的标志。但同时，羞耻又是他们唯一能够被公众接受和重视的一种方式，也几乎是他们唯一可以争取到权利的方式。他们作假、偷窃、吵架，他们肮脏、贫穷、无赖，他们做最没有尊严的事情，他们愿意出卖身体，只要能得到一些钱。他们顶着这一“羞耻”的名头走出去，因为只有借助于这羞耻，他们才能够存在。

　　直到有一天，这个年轻人像他的父辈一样，拼命抱着那即将被拖走的三轮车，不顾一切地哭、骂、哀求，或者向着围观的人群如祥林嫂般倾诉。那时，他的人生一课基本完成。他克服了他的羞耻，而成为了“羞耻”本身。他靠这“羞耻”存活。

　　要走的前一天晚上，我让二哥帮我请民中和他的父亲到一家小饭馆吃饭。他父亲早早就来了，端着酒杯不停地敬，不停地喝，很快就醉了。九点左右的时候，民中才到。一看到他父亲的神情，他就厌恶地皱起了眉头，又要起身离开，被二哥强留了下来。

　　他始终没有正眼看我，好像我是他的创伤，好像一看我，就印证了它的某一种存在。我给他倒了一杯啤酒，殷勤、巴结地放在他面前。他的手伸出一下，微微挡了挡，抬眼半看了我一眼，又垂下眼睛。大概坐有十分钟的样子，他接到一个电话，好像是他的小兄弟出了什么事，要他过去帮忙，他对电话那边说，别着急，我马上过去。他的声音带着点霸气、冷酷、镇静，一边说着，一边随手端起啤酒，一饮而尽。喝完之后，他站起来，说有事要走。

　　我也站起来，说：“民中，那就再见吧，我明年再来看你们。”像一个唠叨的而又无力的人那样，我又补充了一句，“你要好好的。”

　　他的嘴角牵起一个诡异的微笑，说：“什么好不好的，再见我，说不定就在监狱里了。”他看我时的眼神，是另一个世界的眼神。我无法进去，也无法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