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在档案中寻觅历史脉络(2)

　　（上接C03版）

　　不要假设历史

　　做历史最重要的是把过程搞清楚，要把细节搞清楚，把事实搞清楚，结论留给别人去批判。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细节增多，历史画面完整的情况下，才能做出客观准确的结论。

　　新京报：你的著作，很少出现归纳总结的文字，而是用史料构建历史的细节，这种叙史方式，是刻意为之的吗？

　　沈志华：是的，我很少下定论。不想做所谓的提升、提高、归纳、总结，其实你在研究过程中，肯定会产生一定的结论和判断，但我不在我的书中凸显出来。做历史最重要的是把过程搞清楚，要把细节搞清楚，是怎么发展过来的，对过去被屏蔽歪曲的历史事件要研究，首先把事实搞清楚，结论留给别人去批判。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细节增多，历史画面完整的情况下，才能做出客观准确的结论。

　　新京报：你最近在书中特别强调的，当时的中苏同盟关系，有别于正常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有结构性弱点，是否经历过这种类似的过程？

　　沈志华：是的，我们研究中苏关系二十年，我们现在才得出结论，核心是结构问题，中苏关系的症结在于当时这两个国家不是正常的国家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在结构上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关系，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的影响，其内部运行的政治准则有着某种特殊性，而中苏关系与一般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相比，又有某种特殊性，即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为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导权而竞争。但局部研究的时候是得不出结论的。我得出结论是赫鲁晓夫对中国帮助最大，是事实判断，还不是理论判断，一般的论文做到这步就行了，你得不出大的政治性结论，除非你把过程基本研究完了，你再从头看才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二，历史研究没有必要对过去的人做责任判断的研究，比如毛泽东如何，赫鲁晓夫说了什么话导致中苏破裂。所有人说这话都有当时的出发点，把事实搞清楚就完了。过多强调就是超越历史了。

　　历史假设很难，其中一个因素不存在后会导致什么，很难说。这个因素没了，会导致其他因素变化，会导致连环性变化。如果中国不出兵会如何，这就复杂了，多个变化，每个变化都有制约因素。

　　重建历史的理性

　　研究历史，首要是有事实依据，然后构建自己的逻辑链条。比如对中苏关系的研究中，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前提下，我们就会有一些推测，形成最合理的解释，不是绝对最正确。

　　新京报：你用档案还原历史过程，对于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冲击很大，一个档案资料，即可击败人家长时间研究成果。你收到过有价值的反驳吗？

　　沈志华：我的研究重心，中苏关系，之前有很多学者在做，但是因有些档案没有开发，或者，人家没有用档案而是用二手资料做文章，难免与我用档案发掘的事实有出入。我当然也会发现，有些人对我有情绪上的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我是很希望与那些对我有异议的进行对话，希望人家有理有据地告诉我，我哪里不对。但基本是很失望地发现，人家更多的是发泄情绪，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原有的历史印象，不想改变而已。历史就是历史，事实面前，没什么好说的。

　　在中国，做历史研究有两拨人，一拨是看档案，从档案文献，最基本的史料入手，主要是为了还原历史过程；还有一拨是老想着要得出什么结论，符合什么理论逻辑。我跟后一拨人就没法对话。我要做的，就是用细节勾画真实的历史过程，至少是树立一面镜子，让大家看清楚。至于要得出怎样的结论，吸取怎样的历史经验，那都不是我的职责所在。

　　新京报：你做的冷战史研究，其实重心仍然是在中国，其实是在彼时国际视野中，去看中国的发展轨迹与选择？

　　沈志华：可能最后大家看到的是这样的，知道更多东西后，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当代中国，你会发现有各种力量在左右中国的发展。但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只是想一点点还原，想知道历史为何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比如我的书《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就是想知道，为何中国在1956年整体发展都还不错却突然去搞反右了，从春光明媚奔向阴风疾雨去了。然后去找史料，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去寻找内在逻辑，作出可能的推断。研究中苏关系，也是这样，当然，还有朝鲜战争、“波匈事件”中中国的作用，都是这样一点点构建起一个较为合理的历史逻辑。

　　我跟很多人都说过，研究历史有点像搞侦探，你去搞清楚事实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只要有一点说不通，那就得重新去发现研究。最近，柬埔寨有一批史料开放了，我就赶紧过去看，说不定，之前有些看起来合理的解释，因为一点新的史料，就会有另一番不同的局面。

　　C03-C04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弘 朱桂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