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面具”后的墓葬美术

　　□书评人 马凌

　　《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是一个有些“误导”的书名，那些希望看到“玉覆面”、或者展开联想双翼一路想到“阿伽门农的金面具”、列维·施特劳斯的“印第安人面具”的读者，恐怕会略感失望。

　　这里没有实体的死者面具，这里的“面具”展现的是古人建构的诗化的“死后世界”，它既涉及物质的材料、造型的手法、视觉的语言，也关联社会的权力机制、大众的文化想象和小群体的身份认同。“死生亦大矣”，当古人将观念世界转化为一套墓葬艺术，这过程如同给逝者戴上面具，“仅仅是事实的折射，而不是事实本身”。而作者希望做到的，是如考古挖掘一样科学地、小心地摘下这面具，尽可能还原逝者真实的面容、以及环绕着逝者的那个社会的、文化的、心态的、技术的、多重复合的“幽暗角落”。

　　此书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郑岩的论文集，《逝者的“面具”——论北周康业墓石棺床画像》只是15篇论文中的一篇，全书所讨论的范围集中在两汉到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图像。与一般治美术史的学者不同，郑岩是考古学出身，又曾任山东省博物馆研究馆员和副馆长，正如同巫鸿的人类学博士学位颇为他的美术史研究加分一样，考古学与美术史的结合，使得郑岩的研究有了厚度和深度。

　　作为巫鸿的长期合作者和译介者之一，他响应巫鸿的提议，希望将“墓葬美术”当作美术史的一个亚学科，就像书画、青铜、陶瓷或佛教美术一样，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

　　“墓葬美术是传统中国历时最久、植根最深的一个礼仪美术传统，无论是时间的持续还是地域的伸延，都在世界美术史上无出其右。它也是考古信息最为丰富的一个综合性艺术系统，包涵了建筑、器物、绘画、雕塑、装饰、葬具、铭刻书法以及对身体的处理。”显然，“墓葬美术”比“礼仪美术”、“纪念碑性”、“美术考古”等提法更为审慎和精确，既可以将曾布川宽、杰西卡·罗森、邢义田、包华石等海外学人的研究纳入，又可以整合宿白、徐苹芳、俞伟超、孙机、杨泓等老一代学者的考古发现。事实上，在墓葬美术这个领域，近年来佳作迭出，郑岩的这部论文集，就可以视为他与以上当代学者不断“对话”的产物。

　　如果说郑岩与汪悦进合著的《庵上坊——口述、文字和图像》，是“另一种形式的艺术史”（李军语），有史景迁式重视叙事的倾向，某些地方为了达成故事的圆融自洽，难免有所发挥。那么这一部《逝者的面具》则步步为营，深心明眼，时时体现出作者的自我警醒和边界意识。譬如郑岩擅长“细读”，穷尽一所墓葬的考古报告、文献资料和图像资料，常于细节处发他人之所未见。但是他又深知：“一座墓葬往往同时具有一些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特征，前者可以支持我们通过该墓葬来研究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现象，后者会引发我们新的思考维度，避免了面对大量材料进行归纳研究时的粗疏。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即，有可能对细节做过度的解释，或者将一些局部的结论扩大化。”行文当中，这种自省处处可见，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