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书评】

　　2010年出版的《中国在梁庄》让梁鸿一举成名。它是梁庄人留守在梁庄的故事。《出梁庄记》讲述的是“梁庄”生命群体的另外重要一部分——进城农民。梁庄人在城市打工时间最长的超过30年，最短的才刚刚踏上漂泊之程。本书主要人物有51位，其中，外出务工时间长达20年以上的有26位，外出务工时间10年以上的有15位，平均外出打工时间为16.7年。他们进入了中国的哪些城市？做什么样的工作？如何流转？他们与城市以什么样的关系存在？他们怎样思考梁庄，是否想回去？怎样思考所在的城市？怎样思考自己的生活？他们的历史形象，他们的身份，是如何被规定，被约束，并最终被塑造出来的？在梁鸿笔下，一个个平凡而曲折的故事渐次展开。生存的压力，生命的尊严，权利的丧失，前景的迷惘……本书的内容，会让读者油然慨叹“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中国有近2.5亿农民和梁庄打工者一样，长期远离土地，寄居城市，他们对故乡已经陌生，对城市未曾熟悉。然而，他们构成完整的农村与城市，构成了完整的中国。

　　本书是汉语学界难得的对政治神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的思想的研究之作，值得一看。

　　20世纪思想史上，个人伦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引起众多关注和研究。对人性和政治所能达至的作用过于乐观，往往会放大道德在政治中的效应，不小心就会用道德绑架私人自由；反之，持怀疑与不信的，则会导致整个政治生活充满厌恶，平庸的恶就会充盈公共生活。那么，在现代社会中，个人道德对群体政治生活究竟有多少意义？

　　以解释骄傲如何产生罪恶而著称的尼布尔，用细密周致的分析，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他强调将个人道德与群体道德做严格的区分，反对用单纯的道德来解决政治问题。爱在面对群体生活时，是无能为力的，个人道德无法直接转化为社会正义。汉娜·阿伦特就曾说过：“我一生中从未‘爱过’任何一个民族或者集体，德意志也罢，法兰西也罢，美利坚也罢，更没有爱过诸如工人阶级之类的群体。事实上我只是爱我的亲朋好友，至于别的爱我无能为力。”即便是圣徒保罗，也只能说“我能夸的是我的软弱”。尼布尔最终将希望投于体制，主张将个人之爱转化为正义的制度建构，来化解爱在面对群体生活时的无力局面，他从宗教的角度，对“体制的进步，是最深刻的人类文明的进步”做了充满温情的诠释。

　　身为作家和导演，张辛欣上世纪80年代曾单人骑车走运河，她曾是美国康奈尔大学访问学者；上世纪末开始利用剧场、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绘画、绘本小说、传统出版以及多媒体数码书——各种媒体形式从事个人创作。《占领华尔街》并非描写此前这一场全球皆知的“运动”，而是关注这场“运动”发生时，自己捕捉到的一些人的命运。书中插图也为张辛欣自绘。

　　在作者笔下，从华尔街高管到非法移民劳工，书中每一位真实人物都跟作者的生活直接相关；为高度关注自我生存和在面临选择的读者，展现一幅幅动态思考。富有的皮特被公司解雇，作者以为他很惨，谁知皮特在2008年夏天他就把股票全部抛了，成功避免了灭顶之灾。在房屋市场还没有掉价以前，他就把长岛豪宅和曼哈顿公寓卖掉，而他被解雇，只是因为职位和薪水太高。失业以后，皮特在加拿大豪宅度日，手头现金充裕。但是，他却担忧儿子和女儿将来长大以后能否保持富裕者的生活方式，能否找到自己的职业。当然，《占领华人街》中更多的是金融危机下美国普通人的改变，以及移民的境遇等等。其间所渗透的，是一个“国际主义者”的开阔眼光。

　　在文学批评泰斗哈罗德·布鲁姆心目中，当代美国小说家中最伟大的四位是菲利普·罗斯、托马斯·品钦、唐·德里罗和科马克·麦卡锡。这四位中，中国读者最为熟悉应属菲利普·罗斯，而另外三位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时间都较晚，都是最近几年才开始被成规模地翻译和引进，这可能和作品的难度有关。在这四人中，罗斯无疑是最平易的，而另位三位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对美国社会生活进行着某种寓言式的书写。

　　译林出版社最近集中推出了一批德里罗的作品，其中就包括了这本皇皇800页的名著《地下世界》。小说描写的是20世纪后半期的美国社会，几乎涉及冷战时期美国社会的一切重大问题。在小说中，垃圾分析师尼克目睹被人类抛弃的各种废物——从纸屑到核废料——构成了一个地下世界，它在暗中积累、扩张，进而吞噬着现实世界……德里罗以极富画面感的语言和令人不安的精准描写，分析了现代社会的荒诞和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