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6:上市公司·封面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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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富士康

2013年05月11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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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四月,富士康再发“两连跳”。此前员工跳楼的惨剧多次在这个全球500强名企里发生。去年和今年,新京报两位记者先后“潜伏”富士康,通过体验,努力还原一个真实富士康的企业生态。

  在富士康的20天里,我体验了两个立场完全对立的角色:流水线,穿着灰色工装的工人;门岗亭,手持探测棒的保安。

  种种波澜曲折或扣人心弦的桥段,并没有在“潜伏”中上演。这或许就是真实的富士康。

  住在上铺的,不是兄弟

  萌生去富士康探访的想法是在去年的9月底。彼时,太原富士康刚刚发生骚动,2000多名愤怒的流水线工人,围殴了之前园区内飞扬跋扈的保安。

  起身前往富士康已是10月底。在此之前,可以套用《那些年》中的几句歌词来形容我所做的准备,“将头发梳成颓废模样,换上一身破旧衣服”。

  2012年10月31日,太原富士康,走完入职流程,傍晚时分,我被分进了一个10人间的宿舍。这些舍友的年龄,下至十七八岁,上至三十五六。但无论长幼,他们混迹社会的经验远在我之上。他们之中,既有经商失败负债累累的,也有出身寒门习惯漂泊的,还有遭遇车祸落下病根的。

  玩笑和打闹在富士康的宿舍内有些珍贵。互相之间的不信任感,体现在不少的细节里。比如,每个人给手机充电时都会放到一个带锁的橱子中,向别人借宿舍钥匙成功的几率极少。也鲜有人主动问起对方的名字和电话。即便相处二十天后,宿舍内最活跃的两个人,大家也多以“眼镜”和“胖子”的绰号指代。他们的真实姓名,没几个人知道。

  也许在他们看来,住在上铺的,不是兄弟,而是些萍水相逢之人。谁也不知道,是不是第二天醒来,就会有熬不住的舍友背起行囊,悄无声息地离去。

  凌晨的流水线

  我是新人里第一个举手申请上夜班的。夜班是从晚上的8点到次日早8点。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抓起沿流水线顺流而下的手机内壳,把它们放到托盘里。里面的工人把这个动作称作“收料”。

  根据大致估算,我第一天晚上大致要收八九千个料,平均每4秒就要做一个收料动作。两天后,我的胳膊和后背酸胀得厉害。更加难熬的是,凌晨三四点左右,脑袋里昏昏沉沉,但手上的动作却不能停。再加上十一月的寒风吹进车间,那种复杂的滋味,无法言表。

  除了能真实地感受工作的单调机械外,流水线是一个能够让人敞开心扉的地方。所有的工友都认为埋头干活的我与他们一样。在流水线的轰鸣中,我听到了他们对流水线生活的厌倦和咒骂,他们对自己现实的不满和嘲讽,他们对自己未来的迷茫和无可奈何。

  工友中有个十八九岁的男孩,个头不高,家境不佳,脸上还挂着走出大山不久的青涩。他到富士康打工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在工厂里找到一个女朋友。但旁边的一个中年妇女提醒他说,你将来能在太原买得起房吗?

  工人与作为最基层管理者的线长之间的矛盾,使得流水线上的工作更加压抑。我特意观察了那个女线长的管理方式。她会在我开小差时吼上几句脏话,也会用调到更累的岗位上的方式惩罚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女孩。

  做一名保安

  做完一星期的普通工人后,我就再没去过车间。按照规定,旷工3天即算自动离职。

  我又成功应聘成了“一名富士康保安”,负责在车间安检。

  有一次上班时,一堆赶着进车间的工人,争抢着过安检。那个十七八岁的少年保安,突然大吼一声“给我回去排队”。顷刻间,工人们默不作声,排成了长队。威严是发乎这个乳臭未干的少年吗?我当时在想,工人们敬畏的其实是那些无形却严格的规章制度。

  在与老保安聊天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骚乱之后,富士康保安的强势地位已大不如昔。许多人告诫我,千万不要穿着保安制服走出厂门。

  2012年11月20日的凌晨,度过20天的体验生涯,我背着行李走出了太原富士康的大门。

  □尹聪(新京报经济新闻部记者,5月7日发表《富士康 被不断跳楼困扰的“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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