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谓的校训

　　■ 大学小言

　　校训不是符咒，没有那么大的法力，无法深刻影响乃至决定一所学校未来的走向。只是因研究者偷懒，在论述某校历史时，往往喜欢拿简明扼要的“校训”说事，故世人有此错觉，以为校训很重要。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谈论某某著名大学，论者一般都会提及校徽、校歌与校训；尤其是后者，往往成为解读该大学特性或品格的重要依据。我不喜欢这种思路。因为，校训就好像口号，最多只能体现发明者的初衷。至于大学日后怎么走，不一定循此途径，更不见得能达到此“澄明境界”。就拿北大与港中大的校训为例，你就明白问题的复杂性。

　　香港中文大学的校训很明确——“博文约礼”四个字，印在校方的各种宣传材料上。此校训典出《论语》：“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既求知识渊博，又讲修身实践，如此德智并重，乃创立中大的先贤们的志趣。如此校训，与清华大学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复旦大学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中山大学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类似，都是从儒家典籍中寻求灵感及词句。这一立场，明显不同于燕京大学典出《圣经》的“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或者香港大学的“明德格物”而兼有对应的拉丁文校训。

　　不管典出何方、是否雅训以及何时制定，一般大学都有公认的校训；唯独北京大学，至今仍异见纷呈，莫衷一是。校方对于北大特性的表述，明显是个大杂烩：兼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以及“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这三句话，若做知识考古学的发掘，不难发现其从属于不同的“地层”。所谓的“传统”，出自1919年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所谓的“精神”，则是北大校庆百年时提出的新口号；至于“学风”，乃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产物，记得写在如今已拆掉的大饭厅的墙上，每天经过时，都必须面对。

　　在我看来，有校训，很好；没有校训，也无所谓。办学之初，必须确定校歌、校徽以及校训，这并非中国教育的传统。北大当初没这么做，现在再做，很难协调各方立场。几年前，在被问及北京大学为何没有公认的校训时，我引了隋代陆法言《切韵序》中的一句话：“吾辈数人定则定矣。”过了那个权威主义的时代，不是校长拍板，也不是几个名教授说了算，而是大家凑在一起，集思广益，必定是越说越多，越说越乱，成了什么都有的大杂烩，显得特别“没文化”。不信，请看今日各大学新拟的校训，全都大同小异，缺乏文采，且毫无品位与想象力。

　　大学越办越多，主事者殚精竭虑，希望弄出一堆铿锵有力的四字句，从此引导大学“蒸蒸日上”，用心甚好；但校训不是符咒，没有那么大的法力，无法深刻影响乃至决定一所学校未来的走向。只是因研究者偷懒，在论述某校历史时，往往喜欢拿简明扼要的“校训”说事，故世人有此错觉，以为校训很重要。

　　不仅字斟句酌的“校训”作用不大，就连那些高屋建瓴的“大学精神”论述，在我看来也都颇为可疑。在此问题上我两面作战：既反对将大学办成“职业培训学校”，主张“大学以精神为最上”；又不希望各大学夸大自己的特殊性，到处宣传某某大学精神。

　　大学应该有“精神”，但此精神属于“共同（或相近）的思想立场、价值体系与文化资源”。如蔡元培所主张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或陈寅恪所标榜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不该被北大或清华独占。倘若每所大学都要另起炉灶，总结出自己独有的“精神”，然后大加宣传，自我标榜，决不是好事情。就好像今天的“城市精神”一样——假如只是出于“形象设计”或“城市营销”的考虑，此情可悯；要是真相信用一句话来概括一座城市或一所大学的特色，就能凝聚共识，焕发青春活力，提升城市品位，则未免过于迷信文字的力量了。（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