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思想者普里莫·莱维

　　普里莫·莱维常常被人称为二十世纪的但丁，像中世纪的但丁描绘地狱一样，他以极为清晰、透彻的见证，为读者描述了纳粹极权罪恶的人间地狱景象。但是，无论他如何细致地描述这个地狱某个角落中的人物、事件和规则，都可能被没有地狱经验的人们置若罔闻。对于人道灾难的见证者来说，这是一件甚至比灾难本身更可怕的事情。

　　灾难幸存者的梦魇

　　莱维在他的早期作品《如果这是一个人》中，记述了一个小孩子的事。莱维从集中营解放出来后，得了一场猩红热，他在医院里醒来时，旁边的病床上躺着一个三岁的孩子，“事后人们发现，这个被护士叫做‘霍比列克’的孩子能说一个字，但那是一个谁都听不懂的字”，“在后来的几天里，病房里的每个人都悄然无声地听他说这个字。我们这些人合在一起能说欧洲所有的语言，但霍比列克的那个字仍然是一个秘密。”没有人能听懂他说的那个字。1945年3月，这个孩子死了，“自由了，但没有解脱”。

　　《被淹没和被拯救的》给予读者的就是幸存者的这种“自由了，但没有解脱”的梦魇感觉——幸存者在说，但别人却听了也不能听懂，或者根本就不在听。尽管如此，他还是不住地要说。莱维引述英国诗人科勒律治的《古舟子之歌》，诗里的老水手就是执意要对别人讲述自己的故事，“这是一个比饥饿更迫切的需要”。

　　“即使我们把这些事情讲出来，人们也不会相信我们”，这成为灾难幸存者记忆的噩梦。党卫军以嘲笑的口吻训诫囚犯说，“不管战争如何结束，我们都已经赢得了对你们的战争……就算有人能幸存，世界也不会相信他的话。历史学家们可能会怀疑、讨论和研究这些问题，但他们无法定论，因为我们会毁掉所有证据，连同你们一起。即使你们有人能活下来，人们也会说，你们讲述的事情太可怕了，让人无法相信”。而莱维的见证就是为了证明，那些夸耀胜利和成功的人是可以用幸存者记忆的证词来打败的，证词成为一种“拒绝死第二次”的反抗手段。

　　审视灾难记忆的局限

　　然而，与其他一切记忆一样，灾难记忆本身也是有局限性的，莱维对此有着非同一般的清醒认识。他说，“在了解集中营的事实时，最有力的材料便是幸存者们的回忆。但在这些回忆所激起的同情和愤慨之外，我们更应该用一种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它们。集中营并不总是一个良好的观察对象：在非人的条件下，囚犯们的观察是有限的，他们只能对生活环境构建一个笼统的印象……因为迫于每时每刻的威胁，他的眼睛总是固定在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上。”

　　许多灾难真相“走过漫长的道路，穿过狭窄的门廊，最终大白于天下”。如果说集中营世界的真相（包括它的复杂和矛盾）已经在被探寻，那么，许多其他的灾难真相仍然是不容涉足的禁区。就连刻骨铭心的灾难记忆也经不起时间的侵蚀。一方面，“岁月流逝产生了负面的历史效应。大部分证人，控方的和辩方的，都日渐凋零。留下来的证人，那些愿意克服自己的悔恨（或伤痛），仍然同意作证的人们……常常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记忆被后来接受的信息所影响，如读到的报道，他人的叙述。有些时候，自然而然地，产生无中生有的虚假记忆，可时隔多年，让这些虚假的记忆变得可信。”另一方面，记忆本身存在着模式化的危险。因此，“人们必须警惕过于简单化。我们应该哀悼每个死者，也应该同情和帮助每个幸存者，但并非每个人的事迹都可以作为榜样。”

　　莱维在《被淹没和被挽救的》里思考得最多的正是许多“不可以作为榜样”的事情，那些发生在人的残缺灵魂和道德“灰色地带”里的事情——囚犯者勾结集中营当局、囚犯加害于别的囚犯，那些不配存活的反而存活了下来。这些往往被压抑、隐藏，让人在罪感和羞耻的重压下抬不起头来的事情，正是莱维在书里剖析的“含糊不清的方面”。

　　“读者不是我们诉苦申冤的对象”

　　莱维人性剖析的灾难记忆方式展现了他把读者当成思考伙伴的胸怀和诚意，这和我们国内的一些“回忆录”有很大的不同。台湾作家王鼎钧曾说，大陆的伤痕文学太执着个人的生活经验，他向记忆写作者们呼吁：“读者不是我们诉苦申冤的对象。拿读者当垃圾桶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出气筒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拉拉队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弱势团体任意摆布的时代也过去了！”

　　莱维在书的最后一章《德国人的来信》中说，他这本书不是对自己人的“喊叫”，而是写给“那些人”，那些德国人的，“之前他们是压迫者或冷漠的旁观者，而现在他们将是我的读者……我的任务是去理解‘他们’，并非那些高层战犯，而是‘他们’——人民，那些我曾经面对面见过的人，那些党卫军从中招募士兵的人，以及其他那些曾经相信法西斯主义的人，那些不相信法西斯主义却保持缄默的人，那些缺乏脆弱的勇气，不敢直视我们的眼睛，不敢扔给我们一片面包，哪怕说几句人话的人”。我们自己的生活世界里也有许多这样的“人民”，也有许多必须记忆的事情，我们是多么需要像莱维这样的记忆思想者啊！□徐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