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可得的精神原乡

　　□书评人 黄夏

　　流离、孤独、哀愁，是现代爱尔兰文学的三张名片。这也许跟爱尔兰偏狭寒冷的地理气候有关，又或是其苦难多舛的历史命运使然。这些因素构成爱尔兰作家如本雅明所说的“土星”气质：“一颗充满迂回曲折、耽搁停留的行星”，他们所透出的文学性格，从根本上来说也是抑郁寡欢和悱恻难定的。2011年获得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的《圣徒与罪人》，即在两种悖谬、极端、不可调和的情愫间辗转徘徊。“圣徒”与“罪人”自然是隐喻，它们在集子中演绎出十一段迥异的人生，但归根结底，讲的还是同一个故事同一个主题。

　　本书作者艾德娜·奥布莱恩1930年出生于爱尔兰一个严苛的天主教家庭，沉闷的童年对她日后的生活和创作影响极大。在集子中颇具自传色彩的《我的两个母亲》中，人渣一样的父亲始终在作者的生活中缺席，这个家，“仿佛没有丈夫或其他孩子的存在”。那么母亲呢？奥布莱恩写道：“她是全家的中心，屋里有了她才有生机……她是活生生真实的母亲，又具有抽象的典型性”。可当奥布莱恩读书、写作，将伏尔泰“幻想是人类心灵的女王”作为座右铭，这个母亲却坚称“文学是罪孽和下地狱的先兆”。而当奥布莱恩与心爱的男人私奔，母亲更是搬出宗教伦理亲情三大利器恳求、威胁、诅咒女儿的抉择。直至暮年，母女的心灵流浪才在彼此间的夙愿中找到归宿，但正如另一篇小说《旧伤》所言，和解也好，回归也罢，“那不是出于爱，不是出于恨，而是出于某种没有名字的什么”。

　　这“没有名字的什么”，以赛亚·伯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称之为“思乡情结”，这自然是个涵括极广的概念，意指那如永动机一般驱使人不断寻找不断渴求的“精神原乡”，并非单指思乡一端。奥布莱恩后来经历了移民和离异，其情感的涨落与人生的丰富同样决定了《圣徒与罪人》题材上的纷呈多元，其中一篇《铁铲王》即堪称关于“精神原乡”的最佳写照：在英国打工的主人公思乡成疾，但又屡屡推迟返乡，待到真正归乡，他惊愕地发现家乡“没什么不对的地方，可又什么都不对”。是的，感觉“什么都不对”的是他的心，是下意识中对家的失望，这个家全然无法承载起他心中积攒了无数执念无数冀望的情感重量。对此，伯林有一个精彩的论述，他说如果赐予这些人“正在寻找的家园、给予他们谈论的和谐与完美，他们却会拒绝这样的赐予。原则上说，在定义的层面，这些东西都是可求而不可得的，而这正是现实的本质”。

　　因此，奥布莱恩笔下的人物注定漂泊流浪，这些永不满足又四处碰壁的人，其命运始于轻蔑、渐入恶习、走向犯罪、沉沦于恐惧甚或绝望，其心的“圣徒”与形的“罪人”，恰是同一执念的一体两面。于是，我们读奥布莱恩的故事，即使其中不乏杀戮、叛逆、通奸，我们也不会轻易将之送上道德的审判席，而是给予深刻的怜悯和同情。如《罪人》一篇，老寡妇开家庭旅店，招徕一家三口入住，晚上寡妇游弋人家门外，想象不堪入目的色情画面，入睡后大做春梦，早上则以道德面目严厉斥责，弄得一家人瞠目结舌。这篇小说好就好在，色情大约是有，但作者未证其实，而寡妇的寂寞和欲望，则被实实在在衬托了出来，她的伪善反倒成了可笑又荒谬的因子，足见其人生的凄凉和无奈。

　　耐人寻味的是，奥布莱恩讳莫如深的“父亲”、“丈夫”，不也是这群人中的一员，其“罪人”的一面恰是“圣徒”的扭曲反映？奥布莱恩将之从创作中剔除，显见其呵护心伤的用意，但不能不说，这样的缺失让人稍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