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劲流中，谁是弄潮儿？

　　□唐小兵

　　近二十年来，民国史成为学院内外的历史写作的热点，其中以谢泳、傅国涌、范泓、邵建等为代表的体制外（指的是写作者的非历史系学者身份或非学院身份）写作成为一道醒目的历史风景，让很多的非专业读者借此生发探索、追寻史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兴味。

　　范泓作品在这个民国史写作共同体中独具一格，叙事要言不烦，将史料用“绣花针”般的细腻笔触见缝插针地缝合到历史文本之中，所选择的历史人物以学界居多，旁涉政界、报界。字里行间，依稀可见范泓言及民国意在当下的人间情怀。他始终保持一种刻板的学院写作与野史写作的居间状态，既不像前者那样以繁琐的考据拒读者于历史门墙之外，也不像后者那样以乱云飞渡杂花生树的野狐禅来忽悠读者，浸透着一种坚韧的认真与精细的打磨，而精神底色显然是一种执拗的历史意识与淑世情怀。

　　《历史的复盘》以清末民初的政治纷争开始，途经民国政治的乱象纷纭，收束于台湾宪政的别开生面，正好构成了一部中华民国从共和初肇时期的权力肆虐和权威崩解，到最后党外运动和知识分子的舆论政治倒逼威权体制顺应民意的改革的历史三部曲。

　　范泓通过对革命党与洪门会党之关系的研究，发现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利用洪门会党来组织反清，却在政治进程中逐渐受会党文化和习气的影响。清末民初暗杀流行，烈士瞩目，时人如汪精卫、陈独秀、李大钊等贤达都轻信可以一颗炸弹改变政治生态，从思想史而论有阳明学、佛教等的影响，从社会史而言，自然不乏传统秘密会党政治的流播。这种传统的手腕与革命党引入的现代意识形态两相结合，自然就会造成一个不能容忍异见的党同伐异的政治气质。

　　在范泓看来，“为人敦厚旷远，心胸坦夷而无城府”的立宪党人汤化龙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唐人街被革命党人理发匠王昌射杀，“率性真实、博识多才”的报人黄远生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被革命党人暗杀，包括1913年3月20日发生在上海火车站的宋教仁案的幕后风暴，都在具体而尖锐地呈现出一种“血腥而又冷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革命文化。这种革命文化的内涵及其具体表现，在王奇生教授《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专书中有精辟独到的论说，读者自可留意。

　　江湖文化与政党政治

　　民国知识人就生活在这种由江湖文化与政党政治盘根错节的社会空间之中，从表面上看似乎随着王权体制的瓦解和科举制度的废除，这群知识人仿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究其实质而言，在一个邓野所言“以武力决定一切”成为民国政治基本逻辑的前提之下，知识人能够闪转腾挪的空间并不大，若谓有之，也仅仅局限于大学空间与公共传媒。或许正因为此，范泓所言及的罗家伦苦心经营的老北大，成为一种学术自由和人格独立的标杆，而罗家伦对五四运动刺激起来的“学生万能”观念的深切反思，自然与胡适、傅斯年等师友警惕“学生运动异化成运动学生”的深忧如出一辙。

　　救国不忘读书，成为在动荡年代守护知识人底线的一种有限共识。蒋梦麟是担任北大校长时间最长的一位（1930-1945），在范泓看来，蒋梦麟兼具学问家与事业家的天分，苦心孤诣维持了北大的运作与自主，自然为现代知识分子创造了一个安身立命的空间，其“成功之处，就在于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深通人情’的‘中国人’，能够运用在他看来被中国人所‘忽视’的‘概括与抽象’的思考方法，去了解问题，甚至解决问题。”而傅斯年晚年以病躯勉力维持台大之规模与气度，同样是试图为风雨仓皇中的民国守护一线生机，竟然英年早逝死在岗位之上。

　　正如作者所论，在这样一个大时代，知识人不太可能完全安居在象牙塔之中潜心问学，陶希圣从商务印书馆编辑一路走来，筹办《食货》月刊，主持《中央日报》，在大学任教等等，青年党人左舜生晚年在香港主持《联合评论》谠言论政，指斥台湾政治的倒行逆施等都是掷地有声地对人类基本价值的呼唤和对民意的表达。此外，诸如《大公报》人张季鸾以言报国的国士精神，翁文灏的从政，都是转型时代知识人的天下意识和士大夫精神的表现。

　　台湾威权体制的转型

　　然而这种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信奉的“与其入阁，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的舆论政治，在民国威权体制之下却越来越显示出其“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特征。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雷震主办《自由中国》时代，在舆论政治中翻滚了半个多世纪的舆论家恍然大悟，光靠舆论家的口舌，根本就没法“老树开新芽”催生出自由竞争充分彰显民意的政党政治，政党自身在威权惯性和行政化过程中的合法性危机也就不可能得到周期性的解决。

　　即此而言，范泓在这部作品的压轴之作《台湾“宪政”不寻常路》自然别有深意，值得细心的读者反复玩味。在这篇长文中，范泓细述了台湾戒严体制的起源与确立、自由主义的来龙去脉、《自由中国》杂志如何催生出反对党意识甚至反对党运动及其遭受摧折、党外运动如何结合杂志、大学与草根阶层进而勃发出野火燎原之生机。

　　其中《自由中国》对于舆论政治与政党政治的分梳值得我们深思，比如雷震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必须要有反对党从旁监督，不然国民党必腐败而至崩溃。”显然，读者可以留意到，从清末以暴力肇始的革命文化，至此才有正本清源的解决之路的政治想象。

　　他们是“历史中间物”

　　纵览范泓所论述的人物，如罗家伦、陶希圣、左舜生、浦薛凤、翁文灏、蒋梦麟、傅斯年、王云五等人，有一个共通之处，都是亦政亦学身跨两界的社会精英，正因为两栖，而不会仅仅是书生之见，也因为此，相对于那些纯粹的学人或者官僚，有着一份不同寻常的对转型中国的问题复杂性之感受，他们试图重建政治权威、夯实治理秩序却不得其门径而入，因此往往彷徨于二者之间内心苦楚。

　　即此而言，现代社会职业分途精英分流的大趋势，决定了这种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精英再生产机制，已经不能契合现代社会的特征，这或许就是梁启超所谓过渡时代的历史人物或鲁迅所言的“历史中间物”的宿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