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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记忆的回光返照

2013年05月18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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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黄昏》

作者:张柠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4月

定价:55.00元

  当下的中国,正处在都市化进程的发展阶段。这一过程对于城市和乡村的内部结构及面貌均产生了极大冲击。许多学者纷纷指出,大集体时代,城市通过剪刀差对乡村进行了剥夺,初步完成了工业化和原始积累。改革开放后,城市继续剥削农民的劳力,而户籍制度的藩篱继续将为城市建设流血流汗的农民拒之门外。与此同时,乡村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败。如果说,张柠的《土地的黄昏》从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角度对于作者多年的乡村经验进行了深入剖析和“抢救式发掘”,那么,江子的散文集《田园将芜》则从文学角度,为农耕文明唱起了一曲挽歌。巧合的是,张柠老家为鄱阳湖边的江西都昌县竹林窿张家村,而江子的老家则是江西吉水县枫江乡下陇洲村。当然,乡村的没落不限于江西一省而是普遍现象。当城市日渐发达之后,我们的乡愁如何寄托?

  除了农忙季节生产能手被夸赞外,农民平时也并没有被高看多少,他们只是“会玩泥巴的人”,只会“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干活儿。农村人的苦难、农村生活的单调、宁静得窒息的封闭、未被污染的愚朴、一经污染即失去规矩底线的奸猾等等,应该是人们共同的记忆。

  □余世存

  乡村已经失去了精气神

  《土地的黄昏》几乎是词典意义上的现代中国乡村图景。一个掌握了海量的现代观念、术语、名词的学者,对他经历过的乡村生活进行打量。或者说,在书斋生活了很长时间之后,乡村经验突然打开记忆的闸门,在书斋里的各类词条下归队、整编。

  跟“田园牧歌”的文人传统叙事不同,跟“讴歌农民文化”的民粹主义叙事不同,跟我们现代人寄托的“农家乐”叙事不同,作者笔下的乡村已经失去了精气神。这其实既是一种真实也是一种历史趋势:现代史上的半殖民化、半个世纪前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十年来的工业化和全球化浪潮……乡土中国可谓进退失据,无多少应对、还击或校正之力。

  乡土中国最有活力灵性的人物和最宝贵的资源都进城了。从民国史上“土豪劣绅”,到今天的“老弱病残”和“垃圾场”,乡土中国在百年发展中,几乎每况愈下。大炼钢铁对生态的破坏为很多人诟病,但在最近一二十年来的现代化破坏面前,它几乎是可以忽略的。而无论作家学者如何吁请农村青年留在乡土进行“本土实验”,有梦的青年男女们仍要背井离乡,去深圳、东莞、福州、温州、三亚等地打工。无论今天执政者和社会志愿者都希望推进城镇化建设,实现二次城市化,如何关注到“居士农场”、“合作农庄”、“观光农业”等等正在国外方兴未艾,但在我们这里,众多的中国农民和他们的孩子仍做着一次城市化的好梦。

  作者对乡村的解读符合这一历史性趋势。毛泽东的乡村实验(“人民公社”)在规模和深度上大大超过了梁漱溟和晏阳初等“改良主义者”,从而几乎中断了现代化转型的乡村进程,使乡村中国有着较为稳定、封闭的三十年(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们一两代农民或说“农民之子”因此有了难得的乡村记忆。但如作者揭示的,这也只是一种“回光返照”。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曾在这“回光返照”里观看过的乡村少年记忆或有所不同,比如作者说,乡村的成人生活也具有自身的特性,他们把务农当成自己最重要的事,由此越是亲近土地的劳动越被看做高尚,越是接近农民身体的劳动越被看做卑贱,比如剃头匠和裁缝等;但在我的个人记忆里,除了农忙季节生产能手被夸赞外,他们平时也并没有被高看多少,他们只是“会玩泥巴的人”,只会“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干活儿。农村人的苦难、农村生活的单调、宁静得窒息的封闭、未被污染的愚朴、一经污染即失去规矩底线的奸猾等等,应该是人们共同的记忆。

  中国尚无真正现代意义的“城市”

  在作者笔下,黄昏的土地上响起的不是牧歌、挽歌,而是他不动声色的解说。家具、农具、玩具、游戏、变态人格、婚姻、职业、农民的表情和姿态、时间和空间等等,都在封闭自足中日益支离破碎,露出了败相或恶相。以吃喝为例,春节的大吃大喝有散财仪式,夏天双抢的一天五顿饭、四斤大米,只是劳动力跟土地的能量交换,冬季吃两顿则不仅节省了粮食,也节省了燃料……

  作者几乎为我们百科全书式地呈现了现代中国乡村,有都市和书斋这两大参照,本书呈现出巨大的张力,其中有层出不穷的隐喻和新的信息。如从城市清除“牛皮癣”的现象中得出结论,“把都市经验中的杂乱无章和混乱破碎的巨大成本转嫁给乡村和弱者,正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特征之一。”土地的黄昏或说乡土中国的末世,一方面是文明进程的必然,一方面是中国都市发展的贪婪所致,即在我们现代化进程中,都市如此不负责任,如此贪婪无耻、充满罪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乡土中国为其“垫背”,为其埋单。而乡村也更大地报复了都市,即虽然都市有城乡二元结构的“剪刀差”,并度过了“短缺经济”,但我们中国的都市人在心性上跟末世农民并无不同,我们尚无真正现代意义的“城市”。

  作者认为,仅仅有对破碎经验的迷恋是不够的,寻求新的整体性,寻求有效的叙事结构以及支配它的新的价值观念,是当代叙事者的艰巨任务。由此可知作者的用心。而寻求新的整体性不仅跟黄昏相关,也跟清晨相关。乡土中国是如何从清晨走到黄昏的?原初的合理性和共同体之善如何演变成不合理和公共之恶相的?牧歌如何转化成哀歌的?借用布坎南等人的语言,必须考察那些曾经有效的文明模式是怎样腐败和趋于失败的。这种考察,不仅是智力的精进,也是自我发现的过程,是参与世界演进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如作者所说,无论关心都市,还是关心乡村,关键在于是否做到了个人的“自我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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