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小言
眼下这种只见数字不见人物、只讲市场不谈文化、只求效益不问精神,努力将“大学”改造成“跨国企业”的管理模式,使得原先昂首阔步走在大学方阵最前面的人文学,如今遍体鳞伤,短期内很难恢复元气,重新振作起来。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十年前,为回应北大人事制度改革方案,我撰写了《大学三问》(《书城》2003年7期),其中第一问就是“人文有无用处”:“你问‘人文有无用处’,所有的大学校长都会告诉你,有,而且很大。可我相信,几乎所有在大学工作、学习的人,都明显地感觉到最近二十年中国的人文学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科’,因‘社会科学’发展得很好)正迅速地边缘化。”朋友们称,你在素以“人文”及“精神”见长的北京大学工作,还有如此追问,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今年是香港中文大学创建五十周年,应邀为《中大五十年》撰文,题为《大学应以文理为中心》。文章从一个细节切入,分析各大学在推介自己形象时,到底是文学院、理学院优先,还是把商学院、工学院放在前面。“谈论大学的重心何在,首先看工作目标。若以培养人为主(知识、道德、情怀),则文理优先;若以课题经费或科技发明论英雄,则商科或工科更为长袖善舞。具体到院系排列,到底是文学院在前,还是理学院优先,这都没关系;只是不该将商学院或工学院置于整个大学的中心位置——除非你摆明办的就是‘财经大学’或‘工业大学’。”我当然知道,院系排列只是表象,关键是办学的理念,以及所谓的“大学精神”。即便你回避矛盾,改成按汉字笔画、汉语拼音或按英文字母排列,这个问题也依然存在。
我在许多场合提及,眼下这种只见数字不见人物、只讲市场不谈文化、只求效益不问精神,努力将“大学”改造成“跨国企业”的管理模式,使得原先昂首阔步走在大学方阵最前面的人文学,如今遍体鳞伤,短期内很难恢复元气,重新振作起来。表面上,政府的经费投入大幅增加,人文学者中也有因突然“腰缠万贯”而趾高气扬的,但“迅速崛起”的工作目标(落实在具体的大学,便是学科排名飙升),违背了人文学的发展规律,我很怀疑其有效性。
每回进出首都国际机场,经过高速公路收费站,看到矗立在路边的“人文高速”标语牌,就有哭笑不得的感觉。到底是高速公路的“人文化”,还是人文的“高速公路化”?人文学历来讲究“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实在难以“一日千里”狂飙突进。对于校长书记来说,在其有限的任期内,既无法因人文学飙升而获益,也不会因人文学陨落而受累。既然这是一个“长线工程”,那就留给后任去努力吧。
可人文学的重要性,主要不体现在学科排名,而是关系一所大学的精神气质。这就让我想起两位退休教授的“杞人之忧”。
去年四月,原任教于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在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先生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发言,批评眼下只讲科研成果、不问教书育人的“教育”:“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今年3月,前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刘笑敢给我发来了征求意见稿《教资会,一叶障目向何方?》。此文猛烈抨击负责八所公立大学拨款的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推行一系列量化管理和繁琐评鉴,“严重破坏香港大学教育的生态环境”:“不错,在量化管理的潮流中,在大学国际排名中,保护和发展人文学科‘无利可图’,无法彰显教资会之‘业绩’。但是,如果香港人要想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维系一个祥和、温馨的社会,想要继续过一个有尊严、有亲情、讲道德、有公义的生活,人文关怀、人文精神就如空气和阳光一样必不可少。”
有趣的是,这两位高调质疑眼下正如日中天的量化管理模式、呼吁关注道德与人文关怀的,都是退休教授。刘教授称撰写此文是“自愿分担在职同事的压力和忧虑”,言下之意,在岗诸君你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即便敢怒,也都不敢言。可我真心希望,不仅退休教授有此见识,也不仅是退休教授才敢如此“犯颜直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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