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与台湾社会转型

　　2004年，学者范泓出版了《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填补了一个出版空白。此后，范泓历时八年，对该书增补、修订过半，易名《雷震传——民主在风雨中前行》，今年4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5月底，历史学者范泓、张耀杰、邵建等人就“台湾社会转型：从胡适到雷震”这一主题进行了座谈，座谈会后，范泓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演讲】

　　范泓：作为行动者的雷震

　　学者钱永祥先生认为，在上世纪50年代初影响了后来台湾社会转型的有一批自由主义者。就是《自由中国》的那批人，以胡适、雷震、殷海光他们为主的一批知识分子。

　　雷震算不算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前在台湾有过争论，因为他是一个高官，他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副秘书长，也做过政协的秘书长。台湾有学者在研究雷震的时候认为雷震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因为他早年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接受了立宪主义的教育，后来到了台湾以后所做的事情，包括创办《自由中国》，他所做的工作都是争取言论的自由，争取实现民主。实际上他和当局的关系很密切，但是渐行渐远，最后和体制决裂。

　　我对李敖这个人不是太感兴趣，但是他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对，他说雷震先生不惜与自己的体制分手，是需要有勇气的。我觉得，雷震先生作为一个体制内的高官，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不惜与他的体制分道扬镳，不仅被罢黜了所有的官职，连党籍也被开除。但到最后，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一直走到被捕的那一天。

　　台湾的民主化运动的转型一直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参与选举，一个方向是参与办刊。钱永祥先生说，台湾上世纪80年代关于自由、关于民主的概念主要是来自于自由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雷震和《自由中国》对于台湾社会转型起到巨大作用，他本人把后半生给输掉了。他出狱已经73岁了，蒋介石已经知道他是不可能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了，但是，他对民进党的那帮年轻人仍很有影响，他们经常到雷震家去。

　　【访谈】

　　雷震的启示是方向性的

　　新京报：你会如何概括雷震这个人和他的一生？如何看待雷震在台湾政治民主转型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

　　范泓：他是一尊台湾民主宪政的铜像，就是胡适先生当年说的：台湾人应当为雷震造个铜像。胡适在说这话时，台湾社会仍处在威权时代，雷震与《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处境并不好，随时有入狱和停刊的危险，但胡适坚信民主自由的大方向不可逆转，高度评价雷震，这就是胡适的眼光，后来的历史证明了雷震当年的政治理想和主张，都已获得时间的检验，并一一实现，从中可以看到雷震的作用和《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深远影响，即从议政到参政，从戒严到解严，透着几代人的努力和艰辛。

　　新京报：如何看待胡适这种理念人和雷震这种行动派的异同？

　　范泓：胡适和雷震都是《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起人，另外两位，一是王世杰，一是杭立武，这个刊物的宗旨就是胡适写的。在办刊问题上，胡、雷二人分歧不大，胡适一贯强调要对言论负责，出现问题，胡适也会直言批评，雷震总是接受胡适的意见；后期筹组新党，包括与本土政治精英结合在一起。

　　从史料看，胡适未必不支持雷震组党，但他本人不参加，也不领导，这是一种复杂的心态。雷震本人在组党这件事情上，之所以一改往日的消极态度，就是从现实中切实体会到开放舆论而无反对党，其监督作用微乎其微，必须要有反对党从旁监督，不然国民党必腐败而至崩溃。雷震本人曾经是权力中枢之人，对国民党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特殊感情，筹组新党的目的不是取而代之，而是要参与地方选举与国民党竞争，事实上，后来证明雷震的这一选择是正确的。

　　新京报：雷震给台湾留下的启示是什么？

　　范泓：已故雷震在台湾是一个鲜有的政治人物，今天的台湾社会尤其是知识界，都十分推崇他，不管是国民党，抑或民进党，态度几乎是一致的，这就说明雷震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某个年代，他和《自由中国》是台湾实现民主转型漫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

　　雷震属于大陆型知识分子，尽管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是离开大陆后才开始的，却影响了整个台湾社会，这样的历史人物确实不多。雷震的启示应当是方向性的，当年他为正义而赴难，那种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巨大勇气，无愧于时间的消磨和考验。

　　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