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圣殿

　　1981年，我作为“文革”之后南京艺术学院的第一届大学生，有了一次全班到北京写生实习的机会，这里有着我第一次踏进中国美术馆的记忆。中国美术馆的巍峨、崇高像触电一样激起了我憧憬中的膜拜，又好像圆梦一样，将我自学画以来对这一艺术圣殿的神往变成现实。从民国时期南京的中央美术馆，到新中国建造的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馆就像超强的磁铁一样紧紧地吸住了所有的中国美术家包括学习艺术的年轻人，一代又一代。中国美术馆不仅见证了开馆以来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而且见证了几代美术家成长的历程。50年来，中国美术馆在国家美术馆事业中发挥着窗口作用、基地作用、示范作用，影响了国家美术馆事业的发展。

　　2004年的12月，我从中国画研究院调任中国美术馆工作。完全没有想到此生能够成为服务于中国美术馆事业中的一员。依然是怀着激动的心情，虽然此情此景已全然不同于第一次进入中国美术馆的感觉，可是，机会使得我能够在一个专业层面上为中国美术馆的事业作出贡献，而责任感又使得我能够全力投身到这一事业中并使之成为我在博物馆界工作的基础，直至2010年3月转任国家博物馆。回想五年多的历程，回想参与其中的“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系列展”，“美国艺术300年”，“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纪念特别展”（日本），“中国：面向现实”（奥地利），“新象——2009两岸当代水墨展”（台中），以及《中国美术馆》月刊和“亚洲美术馆馆长论坛”的筹办，都成为铭刻在心的记忆和人生的重要经历。

　　虽然我无缘与老馆长刘开渠先生共事，也没有可能与像丁聪、郁风等一批令我尊敬的老前辈同谋，可是，在中国美术馆工作期间能够为丁聪、郁风先生这两位1916年出生的同龄人过90岁生日，也是我的荣幸。在中国美术馆，像我这样的中层，以及历届馆长，都是半路出家，作为艺术家和理论家融入到美术馆的专业之中，尽管他们、我们没有受过专业的美术馆学和艺术管理学的训练，可是，依然能够创造出时代的辉煌，积累了中国美术馆管理的经验，奠立了国家美术馆事业发展的基础，几代人都付出了学识和智慧。老展览部主任郁风先生曾经为一段时期之内的展览工作贡献良多，因此而耽误了自己的艺术事业。这一岗位和出版社的编辑一样，为他人作嫁衣裳，郁风先生兢兢业业，奉献一生。丁聪先生作为著名的漫画家，以其作品名世，亦为中国美术馆增辉。可以说像郁风、丁聪先生等一些美术馆前辈的身世，正是中国美术馆在创业、发展时期历史状况的写照。

　　毫无疑问，美术馆在建设发展中的中国特色是客观存在的。其中的体制原因在专业工作中喜忧参半，尽管在博物馆学方面有所欠缺，可是，这一平台紧密地联系着中国的艺术家，50年来，许多著名艺术家都可以道出其中的故事，而各种不同内容的关联又可以串连成中国美术馆历史的诸多细节。作为管理者，体制与专业，学术与现实，需求与关系，专家与公众，诸多关系的缠绕形成了中国特色，如何平衡，其中的许多问题还需要继续破解，还需要努力提升。在时代的发展中，在博物馆事业越来越趋向国际化的潮流中，完善博物馆的专业特质，提升中国博物馆事业的专业水平，正成为今天中国博物馆事业团队中每一个人的责任。

　　中国的美术博物馆事业起步晚，但到了20世纪后期之后却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随着各省市美术馆的建立以及新的改造完工，中国的美术博物馆出现了新的格局，作为国家美术馆的中国美术馆遇到了新的挑战。一家独尊与唯此为大在多样化的发展中消减，可是，地位之所在却在国家文化的层面继续肩负着时代的责任，既有传统文化的弘扬，又有当代艺术的推动，还有“走出去”的义务，在一个新时代的彰显中，中国美术馆任重道远，未来的50年将续写新的时代华章，我衷心祝贺。

　　□陈履生（国家博物馆副馆长，曾任中国美术馆学术一部主任，《中国美术馆》月刊常务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