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活在一个无人可以敬仰的时代”

　　以赛亚·伯林这位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其对极权主义的猛烈抨击和对人性抱有的乐观态度，成为了世界各地自由主义者心中一个鼓舞人心的形象。不过，抛开这些面对公众的出版物，他在信件中似乎展现了自己的另一面。以赛亚·伯林第三卷书信集《以赛亚·柏林：建筑——1960-1975书信集》，将于7月4日出版。这本将近680页的书信集，让我们可以更深刻地洞察以赛亚·伯林这个自由主义领域最为重要的思想者。

　　书信集由亨利·哈迪（Henry Hardy）和马克·波特（Mark Pottle）共同编撰。波特认为这些信件处处散发着伯林的才华，并称其为“20世纪最好的信件写作者之一。”书信集的内容广泛，从探讨政治到评价卖淫制度等等，时间则跨越冷战、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及两任美国总统的任期：肯尼迪和尼克松。

　　伯林的信件透露出一种绝望情绪。他对年轻的一代表示绝望，在1968年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对迅速增长的野蛮主义感到绝望，我猜想这种情况在每一代身上都存在……但这一代对自己的无知感到满足，用机械化的公式处理任何困难或复制复杂的事情，痛恨历史。”在另一封信中，他再次表示出年轻人的担心，“昨日的上帝已经将年轻人置于失败的境地……我们恐惧战争、经济崩溃、极权主义，但厌倦是更为恐怖的事情。”

　　他担心大学教育，害怕“没有足够的空间留给那些毕业的学生，尤其在科学领域”。他担心大学极度迅速地膨胀，大学学生人满为患，老师却人手不足。他相信“一些学科在美国的好大学被教得更好，甚至牛津也不能相提并论。”

　　他对政治领袖的能力同样丧失信心。“我一方面对尼克松的前景确实感到绝望，另一方面对勃列日涅夫怀有同样的感情。我们活在一个无人可以敬仰的时代，这种情况此前从没有过。”

　　在信件中，伯林对文学也有所著述。当企鹅出版社终于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出版时，伯林写道：“我对能够出版它感到高兴，因为我反对所有的审查。”不过他认为那并不是一本好书。伯林也反对约翰·奥斯本所主张的严酷的社会现实主义，认为其“过于粗俗，对公众的品位是一种可怕的侮辱。”

　　相较于伯林在信件中对种种社会议题发表的议论，他在给友人的信件中对个人情感的着墨，则更加生动。他写到了自我怀疑：“我真希望我能对自己不感到那么焦虑：不写作的时候焦虑，写作的时候同样焦虑，焦虑人们会如何看我的作品，焦虑其他人写出了更好的作品……我觉得这一定是我的性格缺陷。”这大约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个伯林吧。

　　编译：新京报记者 江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