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中国 漂泊中的家园梦

　　移民潮成就了曾经的美国梦，而城市新移民将成就中国梦。廉思带领的课题组近期进行了北京市蚁族与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白领的大规模调查，并将报告发布在首部青年蓝皮书《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13No.1）城市新移民的崛起》中。廉思将这三个群体聚合一起，提出了“城市新移民”的概念。在一个流动中国的背景下，“城市新移民”其实是一个流动的青年群体，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主角。不过，这些庞大抽象的概念之外，记者更关心5年前让人飙泪的蚁族如今怎样了？同样北漂的新生代农民工与白领境况如何？本报采访了青年蓝皮书的主编廉思、副主编冯丹及报告撰写人张钊，分别解析了蚁族、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白领这三个群体的特征及变化。

　　“蚁族” 没有房子化不了蝶

　　我们此次提出“在职贫困”的概念：一般认为，只要一个人找到工作，并且努力工作的话，肯定不会陷入贫困状态。但近年来，却出现了即使拼命工作却依然贫穷的现象，并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就是“在职贫困”（working poor）。原来我们判断社会分层的要素是收入、职业和声望，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住房已经替代了原有要素，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贫困的重要指标。

　　尤其在中国，一旦在“住房资源”上处于弱势，意味着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处于弱势地位，最终走向“恶性循环”的贫困之路。由于住房贫困，导致了青年群体的弱势性还体现在结婚和生育问题上。在深访中发现，一部分“蚁族”延迟结婚和生育年龄，甚至结不起婚或选择做丁克家庭，以此来减缓住房贫困的影响。

　　在调研中，我遇到一个在证券行业工作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他月薪一万元，每月省吃俭用仅花费一千多元，丰裕的收入并没有给他带来生活上的安全感。“我一个月省下八千多元，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北京的一个厕所？”这是他对我说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事实，凡是大学刚毕业能买得起房的，月供可以依靠自己收入解决，但首付仍需要父母提供，而“蚁族”大部分都来自农村和县级市，首付的几十万对他们不啻是天文数字。

　　“蚁族”奋斗的精神不变。这说明他们依然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未来会取得成功。当然，生活环境和住房条件也变化不大。但其实我们调查的大多数人已经离开了。真正留在北京的有，但并不多，蚁族这个群体流动性很大。“蚁族”存在一种“30而离”的现象，大部分30岁左右就会选择离开。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青年人大都会给自己设定一个奋斗期限，一般是5到8年，不会特别长。大部分“蚁族”是农二代或穷二代，在农村，你到了30岁再不成家立业也是一种不孝。所以往往在30岁左右，他们就会做出最终抉择，是留在大城市继续打拼，还是回到家乡发展。

　　留在北京的，是不是就能“化蚁为蝶”呢？有的收入可能提升到3000、4000，甚至7000、8000，但那真的是蝴蝶吗？可能也是向蝴蝶转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一步实现阶层跃升的人在今后会越来越少。没有房子就化不了蝶？这些青年人将会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是推动“中国梦”实现的核心人物，试想如果他们的成长历程永远与高房价引发的一系列生活压力相伴，那他们怎么还有力量去追寻自己的梦想？诚如课题组深访时一位青年所称，当“居无定所”的风险相伴左右时，梦想便已悄然放弃。

　　（廉思，《中国青年发展报告》主编）

　　新生代农民工 随时准备离开

　　我们总结了六大典型特征，包括服务业从业者多、网络使用率高、收入远低于市民等等。与全国各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北京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从事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与制造业等，比例分别为25.2%、13.8%与13.4%，七成以上在从事服务业。这一点，颠覆了我们以往对农民工主要从事制造业、建筑业的印象。

　　我们认为服务业是未来农民工在大城市的主要发展趋势。为什么？因为建造业和制造业是集中居住的农民工，比如像富士康，一个厂10几万人。但是服务业不一样，你看北京的农民工，大部分是餐馆的、洗头的、揉脚的、开网吧、开小店的。这些农民工，他们是跟北京市民混居在一起的。他不集中居住，不集中劳动，他是住在社区里，只不过你住楼上，他住地下室。这样的状况管理难度更大。

　　我们经常说现在的农民工跟父辈不一样，父辈是要回老家去盖房子。现在的农民工都想留在北京，因为他们觉得北京的文化好。你能看到他们的工资是两千多，但他们跟北京青年一样，有同样的诉求。他们也用Iphone手机，消费观念上跟大城市是没有区别的。他们看到的网络世界是同一个，现实世界是有差距的。我们的调查可能也会验证什么，就是他们未必会全留，他们学了手艺，学了技术，可能会回到二三城市创业。

　　（冯丹，《中国青年发展报告》副主编、总报告撰写人）

　　新生代白领 仍然在漂泊

　　本次调查，我们对“新生代白领”做出了城市新移民中“演化的产物”的判断。在城市新移民群体中，新生代白领的生存状况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可以说是在涌入城市的劳动力大军中演化出的精英群体。在城市新移民中，他们的收入和社会保障状况处于相对较佳水平，受教育程度也相对较高，对城市文化，特别是大城市文化有着较强的认同。

　　在现有研究中，有大量关于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文章，重点关注从乡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状况，而很少有人关注到白领这一群体。在通常的观念中，白领似乎天然具有较佳的社会融合度，能够很好地参与城市生活，无须进行仔细研究。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很多新生代白领的社会融入程度其实并不理想，不少人都并不认同自己是北京的一员，“漂泊感”和“在他乡”的情绪仍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因此，我们决定在这一领域开展些初步的尝试，试图在与农民工的对比视角下，总结出白领的社会融合水平究竟呈现出怎样的特点。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发现新生代白领的社会融入水平并不像想象中的高，虽与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出结构性的差异，但并无本质区别，只能说是城市新移民群体中的社会融入先锋。

　　（张钊，《中国青年发展报告》中城市新白领报告撰写人）

　　C03-C05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邓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