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的阅读

　　■ 大学小言

　　大学的日常运作，校长们早就了然于心。唯一欠缺的，或许正是人文学者所擅长谈论的关于大学的“历史、传说与精神”。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在香港教书，出席各种学术活动，不时有校长说读过我的书，且真能聊上几句。同事据此判断我很有“影响力”，其实没那回事。只不过几年前香港三联书店刊行我的《历史、传说与精神——中国大学百年》时，总编出于个人爱好，给全港八所公立大学的校长都寄赠了新书。记得陈君的原话是：校长们都是大专家，但没有学人文的，得给他们补补课。幸亏此话不是我讲的，要不显得太狂妄。

　　不过，无论香港还是内地，确有不少大学校长或书记读过我关于大学方面的书籍，有的还在演讲或著述中引用。说我一点都不在意，那是假的；但我明白其中的“奥秘”——不是因为我的论述特别深刻，而是我的书简单明快，“好读”。那些教育学专家深入钻研的“教育经济学”或“课程教学法”，不在校长视野之内；至于大学的日常运作，校长们早就了然于心。唯一欠缺的，或许正是人文学者所擅长谈论的关于大学的“历史、传说与精神”。

　　说实话，谈论具体的行政管理，身经百战的校长们，比我这纯粹的书生高明多了。三年前，我在中央党校组织的大学校长学习班上演讲，被某位熟悉的校长将了一军：你说得很对，也很好，可惜你没当过校长。我明白他的意思，没当过校长，对中国大学的全局性困境了解不够，容易纸上谈兵，有理想，但缺乏操作性。很多制度性缺失，你不身在其中，是很难体会到的。

　　举个例子，2007年我发表过一篇颇有争议的文章——《我为什么反对一流学者当校长》，谈及大学校长的主要任务是当伯乐，而不是自己争着去做千里马。“既当校长，又抢课题，还带了不少研究生，这种‘革命生产两不误’的做法，我颇为怀疑。不是你当校长不够尽心，就是你的研究只是挂名——谁都明白，做好这两件事，都必须全身心投入，你一天又不可能变出四十八小时。与目前的流行思路相反，我以为，国家根本就不该给大学校长重大科研项目。”事后，某985大学常务副校长私下告诉我：校长们之所以分心去做课题，除了自家的学术兴趣，还有一点，不做课题，校长的收入比一般教授都低。我当即哑口无言。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这是整个体制的问题，单靠个人的道德修养解决不了。这几年好多了，好几位名校的校长上任之初就公开表态：不做课题，不带研究生，不参加评奖，一心一意做行政管理。这就对了，把校长当做一个“事业”来认真经营，才可能把大学管好——当然，这并非我的批评起了作用。

　　如何理解大学的功能、职责及发展方向，校长有校长的视野，教授有教授的立场。我深知自己的“书生之见”，既无法获奖，也缺乏操作性，更不可能为学校带来大笔捐赠，唯一的作用是提供另一种思考的方向，作为校长视角的补充。

　　不妨说件得意的事——2009年9月7日，复旦大学杨玉良校长访问香港中文大学，发表题为《大学的人文精神与通识教育》的专题演讲。演讲中，杨校长旁征博引，如1818年黑格尔就任柏林大学教授时专论日耳曼民族“精神上的深刻要求荒疏已久”、1956年C.P.斯诺关于“两种文化”的演说，还有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谈大学是学术勃发的场所，也是教育新人成长的场所；英国哲学家罗素称大学要培育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以及不带成见或偏见的探索精神。接下来是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前院长罗索夫斯基关于“哈佛不同专业的本科生之间的交谈，必须高于闲聊的层次”，以及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称中国要办世界一流大学，绝对不应是欧美大学制度的凯旋等。杨校长并不认识我，更不知道我就在现场；这篇日后公开发表的稿子，明显是事先认真准备的。就在这次演讲会上，杨校长回答听众提问，称自己不怎么读教育学院教授的著作，而更愿意看人文学者写的关于大学的书。

　　我在北大出版社聊天，提及香港三联书店赠书，以及杨校长夸奖人文学者谈大学，总编当即说，他们也把“陈平原大学三书”送给了北大校长及书记；只是北大的副校长、副书记加上校长助理等，人数有点多，正在犹豫。至于全国各大学，那更是送不起了——据2009年的统计数字，全国共有大学1867所，其中本科720所，专科1147所。（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