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一个形容词

　　我去过我向往的城市和风景，

　　在夜的皱褶里我梦见过巴西。

　　——蔡天新《哑孩子》

　　□书评人 伯樵

　　1951年，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乘坐波普莱特号货船，沿着大西洋的西沿，一路向南。旅程本身漫无目的，直到到达巴西港口城市桑托斯时，这位刚从美国国会图书馆诗歌顾问位子上离职的桂冠诗人，还不知道自己将会如此眷恋这个“鹦鹉之国”，以至于在此断断续续流连了二十一年。

　　无独有偶，就在毕肖普从甲板跳下，踏进巴西的十一年前，另一位来自奥地利的茨威格，也颇带几分偶然地驻足此地，却也同样不能自拔地爱上巴西。巴西，这片充满魔力的大陆，历史和文明在此驻足的时间都如此之短，却勾留住了这么多诗意的人们，唆使他们用语言和行动来表达对它的欣喜、眷恋乃至多愁善感。

　　一幅摇曳多姿的画卷

　　茨威格以小说名世，《象棋的故事》、《看不见的珍藏》、《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都是脍炙人口的中短篇作品。但茨威格在长篇小说领域的名声，远逊于短篇，其两部长篇，心理描写泛滥至极，放在短篇中凝练一下，也许会异常精彩，但是作为长篇，当真是臃肿芜蔓。但茨威格被诟病最多的，无疑是其人物传记和历史写作。被指责的理由无非是对一些靠不住的史料或是孤证，大加发挥，甚至夸张曲解；大量对历史人物心理的探究，毫无可靠的文字记载或是口述，更多的是出于茨威格本人的臆测和揣度。虽说这样“丰腴”的传记，当真要比那些干巴巴的人物“起居注”精彩得太多太多，但是作为历史读物（而不是文学读物）无疑是灾难性的。简而言之，茨威格的非虚构写作，在文学上具有极大的可读性，却远不能被当成信史。

　　但是茨威格这种主观色彩极强的“非虚构写作”，却在《巴西：未来之国》一书中，化腐朽为神奇，将一部本来会干涩、枯燥的“巴西地方志”，写得摇曳多姿、兴味盎然。诚然，换任一个人来写，巴西不过是会变成一个充满辞藻修饰的旅游招贴画，或是Lonely Planet那样的景点、餐馆、旅店的资讯汇总。但在茨威格这里，巴西生机勃勃，富有活力，就算枯燥的历史沿革和经济趋向，也宛如一部惊心动魄的殖民地电影，只不过不是通往“黑暗之心”的《现代启示录》，而是充斥着温情、反思和happy ending的《与狼共舞》。茨威格在给那些历史人物作传时恣意汪洋的缺憾，在他描绘巴西时，反而成了他羞怯、谦逊、浪漫和诗意的感受；“非虚构”和“虚构”的界限在此模糊了，他在为我们这些猎奇的人们，展现一个他观察中、情感中乃至热恋中的巴西。

　　作为“未来之国”的巴西

　　当然，在这背后，还有茨威格对一战、二战中，全欧生灵涂炭、政治道德沦丧的不满、伤心和无力。而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种种迫害政策，更使得热爱维也纳的他，不得不流亡海外。但哪怕是欣欣向荣的巴西，最后也未能拯救作家那颗失望的心。1942年，就在毕肖普抵达桑托斯前九年，盟军攻克柏林的电报抵达里约热内卢前三年，茨威格满怀着对精神故乡欧罗巴陷落的绝望，也饱含着对如此热情、好客、美好巴西的一丝歉意，与妻子在里约近郊的家中双双自杀。在遗书中，茨威格衷心感谢了热忱的巴西，但也坦承自己对另一个文明自残的无奈。

　　在《巴西：未来之国》中，茨威格借描绘巴西风土人情的美丽、质朴，隐隐地表达了对欧洲的某种“哀其不幸，恨其不争”的沉默控诉。茨威格眼中的巴西，曾经受到过“自负、自私和自大”的欧洲的洗劫、掠夺和镇压，但却也赋有被欧洲文明驯化、滋养乃至正在繁荣之中的人文气息；这里经历过战争、奴隶和闭关锁国式的压迫，但却有着民族间友爱平等，互相融合，希冀安宁的现实图景。宛如一面镜子，巴西带给作家的，更多是一种反思、自省乃至于产生强烈反差的世外桃源。而巴西征服茨威格的，正是它提供给了这位心理饱受摧残的欧洲人文主义者，一种对未来遐想的现实所在，一个曾经也在欧洲存在过、如今却已渐行渐远、却在异域被奇遇的平行世界，一次对本以为只能追忆、无法再见的万物大同，却在蓦然回首中发现已置身其间的惊喜之旅。

　　在茨威格这里，“巴西”成了一个形容词，去形容他心中一切美好的事物，他对尘世间秩序的渴望，对文明教化的赞扬，对质朴旷达的追求，还有那些对自然、原始、过去的向往，以及对和平、大同、未来的期待。换句话说，茨威格笔下亦真亦幻的巴西，就是他对欧罗巴，对大西洋两岸的所有国家，对全世界所有角落的部落、民族和群体，所期许的“巴西”（作为形容词）般的未来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