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面子更要紧

　　■ 大学小言

　　学术训练阶段，名师固然可以带出高徒；走出校园后，成就卓著的老学生，反过来足以抬高乃至成就“一代宗师”。

　　当老师的，大都希望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如何尽最大努力，招到好学生，这既是学校的责任，也是教授的兴趣所在。可是，才华横溢的好学生就这么多，被你招去了，别的学校或教授就得不到。平日里温情脉脉的教授之间，于是也隐含着某种竞争关系。因为，学术训练阶段，名师固然可以带出高徒；走出校园后，成就卓著的老学生，反过来足以抬高乃至成就“一代宗师”。原西南联大教授、后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吴大猷，除了自身学术上的贡献，还有就是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这两位高徒——二人获得诺贝尔奖后，第一时间给吴先生送上谢师信，此乃学界美谈。

　　不仅教授挑学生，学生也在挑导师——有基于性情的，有看重学问的，还有算计就业或日后发展的。无论选生还是择师，都是兼及“公心”与“私利”。这其实很正常，没必要遮遮掩掩。问题在于，制度设计上，如何照顾各方利益。就以招收研究生为例，北大与港中大之所以采取不同策略，与其说是基于学术考量，不如问谁的面子更要紧。

　　学校能提供的奖学金就这么多，给谁不给谁，几乎决定了该生日后的发展前景。北大规定，理工科研究生的奖学金从导师的科研经费划拨，人文学科研究生的奖学金则由学校统筹。理由是，前者帮教授干活，论文共同署名；后者没有这种关系，各自独立地阅读、思考、写作。理工科教授招生名额也有限制，但相对来说自主性大些；人文学科因拿的是学校经费，只要符合规定，可谓“见者有份”。以北大中文系为例，每年学校下拨的博士生名额不及指导教师多，因此，主管科研的副主任必须通过内部章程，让某些教授暂时停招，以保证“博士生导师”每人有一个招生指标——至于招得到招不到那是另一回事。这么做的好处是，照顾了各位导师的面子，维持了系里人际关系的“和谐”。

　　这可苦了考生们，报名前须四处打听某教授今年有多少人报考，竞争激烈不激烈。因有名额限制，导师们心里都有杆秤，只能保第一、争第二。很可能你的考生中落选的，比我排名第一的还要优秀，但没有用，教授们大都不愿意招收别人的考生。这种一对一的报考制度，便于学校管理（录取以后不得更改，除非导师去世），也满足了教授们的虚荣心。只是这么做明显对学术发展不利，也限制了学生的志趣。但奖学金是学校提供的，考生乃弱势群体，没有发言权——除非是特别优异的考生，全世界名校都在抢，那另当别论。

　　单就“招生”与“择师”而言，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比较接近美国大学的东亚系或日本大学的中文科，先决定录取不录取，进来后再讨论跟哪位导师学。新学年开始，每位教授（含副教授、助理教授）及新入学的研究生都会收到一张表格，让你填写招生或从师的意愿，分第一、第二、第三。若师生都以对方为首选，那就是对上眼了，绝配。若连第三选择都没有，那对不起，强扭的瓜不甜。私下里，教授会向自己属意的学生“暗送秋波”，但无法强求。因为，学生已经考上了，他们有选择导师的权利。系主任能做的，也只是实行“动态平衡”。

　　这么一来，会不会某些热门专业因人气旺而变得“独大”，那倒是过虑了。面试时各专业的导师都发表意见并参与投票，已经内在地保证了各方的利益。差别仅仅在于，你招进来的学生，不见得就愿意跟你学；因此，同一专业的教授，有人欢喜有人愁。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