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是根扁担，挂着贫穷和死亡

　　■ 记者手记

　　因为激烈的维权方式，早在4年前的2009年，我就知道了导子乡尘肺病人群体。

　　当年夏天，他们把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院长揪到了市政府门口。后来他们获得了7万到299800元不等的赔偿。

　　这个在维护稳定背景下出台的赔偿方案，以大部分资金由政府“买单”的形式得以解决。在国内尘肺病人维权的案例中鲜见。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农民工患职业病能否得到赔偿的关键，在于能否拿到职业病诊断或鉴定证明，而做职业病鉴定必须先有确认的劳动关系存在。绝大多数尘肺病人因为没有签订劳务合同，一旦出事，只能自认倒霉。

　　导子乡尘肺病人一度被称为“幸运者”。

　　4年后，“幸运者们”过得怎么样，是我选择去导子乡的初衷。

　　死亡算是解脱

　　事实证明，他们过得很不好。

　　一个基本常识是，活着意味着希望；人死了，不再有任何改变的可能。在导子乡的尘肺病人们看来，恰恰相反。

　　多位活着的病人说，他们渴望早点死去，不再花费更多的医疗费用，留点钱给孩子读书。或许改变能在下一代身上出现。我能从语气中感觉到，他们是认真的。

　　活着的女人们，毫无保留地讲述丈夫或者儿子的死亡。

　　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场景是，8月25日的黄昏，邓满凤弓起腰，张大嘴巴，学丈夫徐作青大口喘气，发出“哼哧哼哧”的声音。12岁的女儿和10岁的儿子站在旁边，忍不住笑出声来。他们年纪还小，小到不懂得悲伤。

　　尘肺病人徐作青，死于今年8月3日。没有哭诉。邓满凤说，在导子乡，尘肺病和死亡，她毫不陌生。对于丈夫来说，死亡，算是解脱。

　　这个位于湖南耒阳市东北部的偏僻乡镇，与徐作青一样患病的人有102个，加上隔壁的三都镇、沙明乡、大市乡、东湖圩乡4个乡镇，共计119人。他们曾集体南下深圳做风钻工——一种长期与粉尘接触的工种，并在2009年被一同认定为尘肺病人。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故55人。总是提到绝望的人，反而是生者。

　　导子乡党委委员李国强说，绝大多数尘肺患者是家庭的顶梁柱。他们患病后，一方面家庭丧失劳动力，另一方面治疗费高昂，让家庭倾家荡产。尘肺病人王平现在没有一分钱。“政府的政策好，我们都入了新农合，住院费用可以报销70%。但问题是，入院的钱都没有，怎么去报销？”王平的哥哥王满平说。

　　贫穷、病痛的折磨、死亡的阴影和未尽的责任，总是让活着的尘肺病人陷入恐慌。

　　上有年老的父母，下有未成年的儿女，病情正在恶化的曹斌总是想到负债累累的现实；同患尘肺病的哥哥和弟弟死前，不能说话，拼命喘气，大小便失禁，他害怕将以这样一种没有尊严的方式死去。他频繁想到自杀——这是他的哥哥和弟弟选择解脱的方式。

　　在55个已故者中，有9个人自杀。

　　他们的孩子没人再做风钻工

　　我特别认同编辑的一句话：尘肺病作为粗放式发展背景下出现的社会问题，导子乡尘肺病人的故事，是时代的缩影。快速城市化、漂亮的GDP数字的背后，埋藏着这样的现实和困局。

　　多年之后，“深圳速度缔造者”之一的曹斌再次来到这里。这座城市不再是记忆中的山坡、工地和瓦房；变得高楼林立，灯红酒绿。他多次迷路。

　　采访中，我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是：能不能让政府再帮帮我们？理论上，按照当初的一次性赔偿协议，没有人再为他们负责。

　　不识字的邓满凤说：我们谁都不怨，这就是农村人的命。

　　现在，他们的孩子仍然要面对贫瘠的土地和现实窘境，像父辈一样，他们南下广东打工。好在，没人再做风钻工。

　　这是一个悲剧的逻辑：农民怀着打工致富的梦想，远离乡土，希望通过汗水结束贫穷；却因病返乡，为治病花光打工攒下的所有积蓄，甚至四处借债。他们的家庭重回贫穷状态。

　　呼吸像是一根扁担，自由呼吸的时候，两头挂着贫穷；无法自主呼吸时，一头挂着贫穷，一头挂着死亡。

　　□周清树（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记者，9月5日发表《一个“尘肺乡”的呼吸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