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是个好秤砣

　　■ 突破宿命（9）

　　鸦片这个玩意儿，英国商人喜欢它，因为可以平衡英中之间的贸易顺差，中国商人也喜欢它，因为可以填补腐败的大窟窿。

　　鸦片战争前的大清国，是全世界关税最低的国家，进口税率一般低于16%，出口税率则在4%左右，比同时期实行自由税率的法国还低（王孝通《中国商业史》）。但是，据当时英国的著名汉学家马礼逊(J.R.Morrison)记载：“非法和额外课征都在真正帝国关税的4倍以上，而对于一项极重要的货品（棉花）竟公然提高到10倍。”

　　为了应对政府的勒索，广州的行商们在1770年代成立了一种“公所基金”（Consoo Fund），由每家行商缴出利润的10%，外商则缴纳货物价值的3%，其作用，除了作为参与者们的行业互助保险外，主要是为了应对政府层出不穷的勒索。西方的史料，干脆称呼这是“行贿基金”，不过，其行贿的对象是官方，而非政府官员个体。至于私人勾兑，还是要行商们另行解决。《剑桥晚清史》认为，这一基金是“席卷中国的社会混乱的标志。”

　　此时的鸦片走私，还只是小规模的。吊诡的是，帝国政府对鸦片的禁绝，却一次次成为推动鸦片贸易的动力，其中的关键因素，在于看似强大的公权力，却往往失控，其寻租空间的大小与禁令的强弱成正比，不仅没有去禁绝鸦片贸易，反而为走私鸦片保驾护航、从中渔利。

　　道光朝著名大臣、因反对林则徐禁烟而被罢官、却得到马克思赞赏的许乃济，就曾指出：“然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借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外商们对此也有相同的看法：“他们（官员们）发现在禁令之下，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因为他们不但可以征课更大的数额，而且所征款项丝毫都不必列为税收奏报；这些陋规可以毫不费力就从中国买主处征到。”（马士《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

　　1820年，澳葡政府也成立了一个基金，对输入澳门的鸦片每箱征收40银元，专门用于对大清国官员个人的贿赂。这个行贿基金的推出，就是得益于刚颁布的一项大清法令：进入澳门港的葡萄牙船在卸货前，必须接受大清官宪临场检查；如发现装有鸦片，则禁止该船一切贸易，斥其退去。

　　权力寻租的市场，交投两旺，不仅在广州和澳门成立了行贿基金，那些负责查缉走私的水师巡船，干脆直接从鸦片走私中分红。1826年，猫和老鼠结成了和谐同盟：走私者向缉私者每月缴纳买路钱，缉私者则“放私人口”，为走私护航，作为缉私者的水师，居然有99%来自走私的分红，不仅“海口兵弁代藏毒品”，甚至，“夷船之鸦片一时不能进口，往往寄顿于炮台左近”。“非法贸易的扩张，之所以超过为公行垄断权所束缚的合法贸易而驾凌其上，正是广州和沿海口岸官吏们卖放的直接结果。”（马士《远东国际关系史》）

　　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改革基本停顿，靠着吃老本儿、吃前三代（顺治、康熙、雍正）的老本儿。

　　□雪珥（改革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