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我们“退卡难”报道已持续了7个整版。期间我数次犹豫,我怀疑,在每天的88个版面里,它是否会因老生常谈而成为最乏味的那个。
因为“退卡难”并不新鲜。
幸好我们更坚持些。更庆幸的是,我意外发现这个微创伤口的内部,正汹涌着我们热切讨论的一贯命题,足以成为对城市所有牢骚的标准注解。
痼疾背后的永恒论题
这次报道的根本目的还是把一个微小复杂的话题说清楚。北京退卡难,究竟难在哪儿?
显而易见的答案是,退卡点太少。香港与台北,早已在地铁线路实现了退卡点的“全面覆盖”,而北京的69个退卡网点中,地铁退卡点只有26个,仅占全部车站的10%。相应的是,几乎所有的地铁站窗口都可以办卡。
那么,为什么办卡的地方却没办法退卡?
媒体与网民喋喋不休,而回答需要先厘清概念。退卡业务,是由一卡通公司提供的,公交与地铁的退卡点只是双方合作的结果。
继续追问,为什么一卡通不与公交地铁深入合作,在办卡点实现退卡呢?
这才是真命题。借由这个追问,我们才得以管窥浩大城市肌理下的深层创伤。
新京报记者杨万国当时所发微博,其实并未厘清概念,但不经意间摇晃了答案本身。“退卡”不是地铁“漂亮姑娘”的本职工作,而是为一卡通“代办”,所以才“冷脸相对”。
在采访中,有一卡通工作人员向我诉苦,称和地铁公交谈判很难。可以理解,退卡业务复杂且多涉纠纷,既是代办,地铁就没理由当雷锋。
恰在此时,我发现了2011年国资委针对一卡通资金问题对公众的一份回复。
回复称,地铁和公交是一卡通公司的最大客户,一卡通公司的收入是“客户每笔刷卡行为的手续费”,但公交和地铁运营公司“作为公益性企业无力向一卡通公司支付结算费”。因此,市财政局不得不向一卡通公司提供补贴,以维持一卡通公司的正常运营。
答案可能就埋在这个转折里。原本,如果一卡通公司与地铁通过手续费产生市场合作关系,一卡通提供技术服务,增加客户,而地铁支付手续费,双方就极有可能在共谋利益的情况下达成一致,你出技术,我出网点,共同把蛋糕做大。
但地铁既被定性“公益性企业”,甚至欠债有理,一卡通公司的奶娘就变成了政府。“市场化运作”,要求他们成为交易伙伴,而补贴,又让他们成为向市财政伸手要钱的“二政府部门”。
两个无法利益均沾的“部门”合作,罅隙丛生是必然结局。
私底下,我曾继续问自己,如果当初市场化更深入,交给“看不见的手”,这个问题说不定不会存在。但又或许,地铁的“公共属性”仍会导致“市场失灵”,问题还要依靠行政命令来解决?
让该透明的透明
一卡通报道尽管“旷日持久”,吸引眼球也获得回应,但我并不满意,因为它还没走到应有的深度和力度。
跟踪报道的第二天,我和同事杨锋冲进一卡通公司大门,公司工作人员不得不接招。当晚,我们就获得了一卡通方面的解释。
公司的知情人称,“你们能拿到回应,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很少正面应对媒体”。的确,那几天后跟进的同城媒体,基本都没能拿到像样的回应。
在第五个整版报道出现后,一卡通公司向所有媒体发布了一份“情况说明”,表示感谢媒体监督,并承诺将在年内将退卡点增至100个。
当天又有知情人告诉我,因为我们的连续报道,公司领导认为,“老躲着也不是办法”,因此安排人专门负责媒体宣传,向媒体通报情况。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在此之前,一卡通公司避在深闺,诸多批评报道都因为没有回应而“断尾”。报道之初,我向各方人马索取公司联系方式无果,对这组报道的前途也惴惴不安。
没想到,在意外闯进公司获得“初次”后,竟一发不可收拾,让一家深谙藏躲之术的公司,不得不站出来接招。
第六篇报道后,一卡通公司连夜向所有媒体发放了有关“押金使用情况”的说明稿。“年底增至100个”的承诺仍待验证,但至少现在,我们已经让一个理应透明的公司,辗转腾挪多年后,不得不叉着腰从幕后走到前台。
让该透明的透明,让常识实现并成为常识,这是新闻报道的价值,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胡涵(新京报社会新闻部记者,10月15日起发表“损毁一卡通退余额 跑两趟等7天”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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