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者的声音

　　■ 大学小言

　　当下中国，相对于商学院教授的“趾高气扬”，文学院教授不能永远保持沉默，要学会大声地说出自己的好处及贡献——说不说归我，信不信由你。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因公进藏，走前到北大医院取点药，医生一看挂号单，说这名字挺熟的，敢情是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不是；那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不是；法学院？更不是。为节省猜谜的时间，我挺直了腰杆自报家门——中文系教授。大夫有点尴尬，赶紧打圆场：“中文系也挺好的，可以经常上电视讲故事。”这回轮到我笑了——只是有点苦涩。

　　二十年前，我撰写《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称昔日的“知识分子”，由于在市场竞争中境遇不同，很难再有相对统一的立场。此后，我多次谈及大学校园之“分裂”：不再有趣味相投、性格趋近、政治立场基本一致的“教授群体”了。每当被人追问你们教授怎么这个样子时，我的回答是：如同大千世界，教授也是无奇不有呀。其中的差异，既来自政治立场、个人教养，也源于学科文化。

　　当下中国的巨型大学，动辄学生数万教授几千，校园里不同院系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有的比钱多，有的夸位高，有的人多势众，有的政治正确，如此“学科文化”造成的缝隙，到底该如何协调？几年前，我在《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发表《大学公信力为何下降》，文章的主体部分是从“学科文化”的角度看“大学”，那标题是值班总编改过的。我承认，被他这么一改，传播效果大为增强；只是文章的重点也不再醒目：“不同学科与专业之间存在着隔阂，这是知识生产制度化的必然产物。同一学科内部，经由长期的发展与演变，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套被从业者广泛认可的概念术语、研究方法、表达方式等，外人很难理解，更不要说插嘴了。”这些趣味不同、发展途径迥异的学科集合在一起，组成了“大学”，相互之间免不了摩擦与碰撞。

　　商学院教授的“金钱至上”与文学院教授的“诗意人生”，各有各的读者群，也各有各的知识盲点。某种程度上，这是专业训练及院系的气质决定的。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或者“真理越辩越明”，那是说给小孩子听的。特定科系的命运，牵涉到社会需求、思想潮流以及国家战略，作为个体的研究者，你我冷暖自知。当下中国，相对于商学院教授的“趾高气扬”，文学院教授不能永远保持沉默，要学会大声地说出自己的好处及贡献——说不说归我，信不信由你。

　　去年我出版《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全书共三辑，谈读书、谈大学那两辑备受关注与好评，而涉及“人文学的魅力、困境及出路”的第三辑，基本上被忽略了。很多读者认为，那不过是你们人文学教授在争夺生存空间，不关我们的事。其实，人文学在整个大学系统里的升降起伏，蕴含着大学发展方向的转移；而人文学者的反省与抗争，某种意义上是在捍卫传统的“大学精神”。

　　十年前北大酝酿人事制度改革，立意很好，但思虑欠周，且表达不清，引起了很大反弹。在那场影响深远（正面与负面）的论争中，积极发言或撰写文章的，基本上都是人文学者。而专门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教授们，反而插不上嘴，或不愿意公开表态。有趣的是，《明报月刊》今年第5、第6、第10期，先后刊出三组关于内地及香港教育的专辑，撰文或接受采访的，也大都是文学或哲学教授，比如香港中文大学的李欧梵、关子尹、刘笑敢等。而且，其对于大学理念的阐释、对于人文精神的坚守，以及对于企业化管理的抗拒，与十年前北大教授的论述异曲同工。稍有不同的是，在香港，研究资助局(RGC)的计算更为精致，而人文学教授的声音则显得十分微弱。（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