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朵”与缪斯

　　有极少的批评家，他的文章你读了就不会忘记。在他的解剖下，作品的轮廓愈发清晰，原来目光未及的地带也一一浮现；你对杰作的感应如难言之痒，却偏偏被他搔中；更重要的是，你发现他的观念不是木乃伊，而是跟作品一样有着摄人魂魄的肉身美感……为何如此？乔治·斯坦纳谈到过“耳朵”问题——批评家是否卓越，取决于他是否拥有能领悟某些“根本调性”的“耳朵”。但如何能将“耳朵”听到的音乐转告他人？库切在评论布罗茨基的批评随笔时，矜持地答道：要写出它们来，“恐怕还得有缪斯授予的灵感”。

　　他追随的是“作家批评”、“主题批评”和“老式批评”

　　读完学者许志强的新书《无边界阅读》（新星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我对斯坦纳和库切的说法有了更深的体会。本书是一本外国文学批评集，品评海明威、凯鲁亚克、茨威格、纳博科夫、毛姆、奈保尔、库切、萨义德、村上春树等作家的各种写作，解析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布尔加科夫、卡夫卡、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创作线索，也谈他自己对笛福、麦尔维尔、维特根斯坦、阿兰-傅尼埃和拉什迪的翻译心得；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两部附录——它们由两篇沉思札记、两篇对诗人木心的评论组成。这些文章，我早先从《书城》等杂志上几乎都读到过，而今作为许志强的作品合集重读一遍，感到它们的启示性能量并未衰减：那些对杰作的哲性与诗性肌理的透视，那种对文字音乐的敏感撩拨，完全不是批量制造论文干菜的纯学院路数。看得出，这位批评家有着中年诗人的智性才赋，出于命运的安排，他一边手执教鞭，将他体验到的文学力量和艺术信念传递给青年学子，一边独坐书斋，在诗的生命火焰与学术的规范镣铐之间寻找平衡，沉重起舞。因此，他的文字有着“用脑过度”（他评论奈保尔等人时爱用的词）的智性硬度，细细咀嚼之后，却让人感到蓬勃蓊郁的生命回甘。他追迹的不是新批评、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和符号学，不是德里达、萨义德和詹明信——他们总试图用自己的解码活动覆盖文学杰作；相反，他追随的是“作家批评”、“主题批评”和“老式批评”，是纳博科夫、哈罗德·布鲁姆和乔治·斯坦纳——他们深信，“文学批评应该出自对文学的回报之情”。

　　从事“一种虚无的精神冒险”

　　后面列举的三位大师，晚年对强势的后现代学问不时冷嘲热讽，为立足于文学价值的“辨味”批评再三辩护，此行为本身已表明文学批评的审美传统在学术界处境危殆。作为风尚，这种危殆当然毫不缩水地在中国的文学研究界蔓延开来——解析杰作早已沦为次级才智，或者说，成了“不学无术的书评人”的事业；学者的伟业在于把文学研究转换到与文学意蕴无关的历史化领域，以满足这个实用主义时代对可见事物与宏观“实学”的渴求。对此，许志强在批评萨义德以粗鲁的政治评判取代精微的文学感知的《批评的抵制》一文中，这样表达自己的观点：“文学包含哲学、宗教和社会学的不同维度，但文学不是哲学、宗教和社会学的信息交易所。批评的职责仍是评断作品的艺术价值，指明其创作特性及风格内涵，包括作家的精神倾向、作品所蕴含的思想启迪及艺术上特殊的愉悦感。”

　　实际上，对“第三世界”的文学人而言，选择从事文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和文学历史学还有一个不便明言的原因——外国文学的审美批评比上述学科更是一种虚无的精神冒险，因为批评家既要在西方同行的批评积累上有所创见，又要在本土读者的文化盲区中打通隔膜，更要抵御日趋严重的“文学冷漠症”——那种“对精神生活的敌意”。但许志强无惧这种冒险的虚无性质，这使他的批评写作注定充满高难动作。他像一个机警的侦探，指出布尔加科夫《大师和玛格丽特》中“大师”的人物设置和迟迟出场，与果戈理《死魂灵》遗留的“如何从长篇喜剧过渡到浩瀚史诗”的文学史难题之间，隐秘复杂的因果关系；面对库切宏富的创作，他轻手轻脚，小心翼翼，极力与作家意图合为一体，如同几乎贴于水面的飞行，又似抽丝剥茧的医生——他把库切藏在作品中的那个“本体”一个细胞都不少地剥离出来，捧给读者……如此独具慧眼的文学热情，当然不会错过对本土文学真正原创力的鉴别和标举。他的《论木心》和《木心的文学课》作为这本书里唯一的中国作家论，私意以为，是对诗人木心的文学成就触点最密、最富才情和洞见的评论。

　　真是这样的吗？当然，我无法向你证明我是对的。说句让你呕吐的话：就像乔治·斯坦纳无法证明他有一双不凡的“耳朵”，库切也无法证明布罗茨基的批评写作得到了“缪斯授予的灵感”一样。

　　□李静（文学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