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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谁是“蝗虫”

2013年11月30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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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语言跳蚤

  哪里有草有谷,蝗虫就会飞向哪里,画个圈定个界是没用的,挡不住,这么骂来骂去,相煎何急呢?拿出一些魄力解决草谷的分布不均,“蝗虫”或许就不去这些城市了。

  语言学家叶斯柏森曾说,名词是特征的结晶体,形容词只表示一种显著特性,而名词,对于懂它的人来说,则暗示着许多显著特征,根据这些特征,听话人可以识别所谈及的人或物。比如我们说“香蕉球”,也说“香蕉人”,前者中的“香蕉”取香蕉的弯月形,表示球踢得特有弧线,后者中的“香蕉”取其皮黄肉白之结构,喻指出生于欧美内心已经“资本主义化”的华人。

  在中国历史上,“蝗虫”资格颇老,《诗经》有载,《论衡》有记,历代文史书均不乏其被驱赶被捕捉被烹炸被批判被赞美之语言。蝗虫到底有何能耐,让人对它如此念念不忘,善于“比兴”的我们,又把它对应于哪些人呢?

  首先,蝗虫嘴巴厉害。《论衡》曾说:“蝗虫时至,或飞或集。所集之地,谷草枯索。”谷草都没有,比之水旱有过之而无不及。历史上,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曾污蔑八路军说:“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有如蝗虫”。

  其次,蝗虫食量大。大家一定知道“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是谁的自嘲,正因为刘姥姥食量大,被林黛玉尖酸地称为“母蝗虫”。试问今日,谁人食量最大?恐怕非一顿饭12瓶洋酒,一次接待一所希望小学,一年吃掉3000多亿的那些人莫属吧!“蝗虫”引申为“吃皇粮”的害虫,指贪污腐败的国家公职人员。

  第三,蝗虫不劳而获。《北梦琐言》中曾这样记载:“不肖子弟有三变:第一变为蝗虫,谓鬻庄而食也;第二变为蠹鱼,谓鬻书而食也;第三变为大虫,谓卖奴婢而食也。”这里,变为蝗虫者指那些坑爹的“二世祖”和“官二代”,自己不成材,还把祖上的“庄田庐舍”吃个精光。

  第四,蝗虫群体行动,遮天蔽日。上世纪九十年代,“面的”辉煌一时,因明黄色外表,且数量众多,北京人称之为“蝗虫”。恨之者说它污染环境,拥堵了公路,爱之者则因其价廉、快捷,而亲切地称之为“可爱的蝗虫”。“出租车业如此迅速地发展,曾令许多外国人惊讶,谁也没料到,‘花钱买时间’能被市民们广为接受,满街的‘蝗虫’追逐着市场,也追逐着机遇。”

  最近几年,先是部分香港人把一些内地人称为“蝗虫”,然后部分上海人把占海特这样在沪读中学并想在沪参加高考的外地学生称为“蝗虫”;日前,北京地铁发微博称:“‘蝗虫’过后的10号线,一片狼藉……对于恶意破坏北京首都的行为,我们只想说‘这里不欢迎你!’”矛头均指向外地人。抢占我产房,扫荡我奶粉,侵占我学位,污染我环境……不是“蝗虫”是什么?理直气壮得毋庸置疑。

  其实,像香港、上海这些中国最好的世界级城市,当需要发展或遇到困难的时候,“香港特供五十年”、“西气东输”、“南水北调”,全国人都是后盾,一旦发达了,外地人却成了“蝗虫”。这不禁让我想起了米芾的那首“驱蝗诗”:“蝗虫原是飞空物,天遣来为百姓灾。本县若还驱得去,贵司却请打回来。”哪里有草有谷,蝗虫就会飞向哪里,画个圈定个界是没用的,挡不住,这么骂来骂去,相煎何急呢?拿出一些魄力解决草谷的分布不均,“蝗虫”或许就不去这些城市了。

  □李计伟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教师,语言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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