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城市

　　■ 大学小言

　　生活在北京的学者们，更愿意选择“中国”或“世界”的视角，而不太愿意“降级”讨论自己脚下这座千年古都兼国际大都市。

　　2010年12月17日-18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和香港教育学院中文系合作，召开了“香港：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了这次会议，我们编辑了一大一小两个集子，大的《都市蜃楼——香港文学论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是两校教师过去十年相关论文选集，小的《我的“香港记忆”》则是我在中大开设“都市与文学”专题课上的课外作业。

　　在《<都市蜃楼>小引》中，我提及：“作为研究者，我们需要理解城市，理解作家，理解那些并不透明的文类及其生产过程，更需要理解我们自己的七情六欲。说实话，无论作家还是学者，之所以寻寻觅觅，不就因为还有个撇不清、挪不开、搁不下的‘我’。面对‘东方之珠’的急剧转型，作为读书人，你自然会不断叩问‘我’从哪里来，要到何处去，怎样在这大转折时代里安身立命。”这既表达我们隐藏在严谨的学术论文背后的情怀，同时也是对于大会的默认目标及期待。

　　某种意义上，城市不仅是建起来的，也是说出来的。一遍又一遍，说出我们对于这座城市的历史与现状的理解，说出我们的困惑与期待，这将可能影响日后的历史进程及城市发展方向。

　　会议结束后，读到这本小册子的《百家》总编辑黄仲鸣先生，对青年学生之“香港记忆”很感兴趣，决定选刊其中的九则（参见《百家》第十二期【2011年2月】、第十三期【2011年4月】）。我在“附记”中称：“体贴并阐释香港这座国际性大都市，理论修养固然重要，生活感受更是不可或缺。假以时日，同学中或许有以‘都市文化’或‘香港’为专业研究对象，并作出卓越成绩的。”

　　接下来的春季学期，我在北京大学开设同样的选修课，布置作业时依旧是专题报告加一则散文或随笔，后者以“我的‘北京记忆’”为范围，自由命题，但说好不要宏论，谢绝空谈，文章中必须“有我”，三千字打住。期末阅读选课学生提交的作业，让我大跌眼镜——专题报告大都很好，反而是散文随笔不行。此前我与某文学杂志主编约好，准备选十篇文章给他们刊出；眼看实在拿不出手，只好自食其言。

　　开始很困惑，明明北大学生很聪明，为什么“我的‘北京记忆’”总体上不及“我的‘香港记忆’”？后来想通了，问题不出在写作能力，而是城市感觉。换句话说，港中大学生（包括内地来的）对香港这座城市有强烈的认同感，而北京大学的学生志向远大，并不怎么将自己生活多年的北京这座城市放在心上。

　　二十年前撰写日后常被引述的《“北京学”》这则短文（《北京日报》1994年9月16日），我谈及一个有趣的现象——生活在北京的学者们，更愿意选择“中国”或“世界”的视角，而不太愿意“降级”讨论自己脚下这座千年古都兼国际大都市。有感于此，我曾以“北京”为题，撰文、编书、开专题课、组织国际研讨会，希望改变世人的偏见。可即便我十分努力，也只能影响寥寥几位年轻学者，在大的范围内，收效甚微。

　　这些年，我多次带领自己指导的研究生在北京城里游走，不是为了学术课题，而是希望培养他们对这座城市的体贴、理解与感怀。

　　对于生活在北京的教授或学生来说，脚下这座城市，就是我们的家乡，理应对它有感情，不该将其简化为路边的风景，或暂时的栖居地。我甚至在一篇文章中谈及：“可惜不是北大校长，否则，我会设计若干考察路线，要求所有北大学生，不管你学什么专业，在学期间，至少必须有一次‘京城一日游’——用自己的双脚与双眼，亲近这座因历史悠久而让人肃然起敬、因华丽转身而显得分外妖娆、也因堵车及空气污染而使人郁闷的国际大都市。”（《对宣南文化的一次“田野考察”》，《北京日报》2012年5月21日）（32）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