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修正→波普揭示

　　1984年，王广义从浙江美院毕业被分配回老家哈尔滨工业大学做讲师。恰好当时哈工大有一批同时回去的同学，大家常常聚在一起讨论。

　　彼此谈的都是“北方精神、北方文化”。”当湖北《美术思潮》向王广义等人约稿时，王广义、舒群、任戬等15个青年人便决定给自己的团体取一个名字，叫“北方艺术群体”，“我们这个团体的宗旨是建构北方文化的秩序，让更多人接受我们的文化……”

　　在这种北方文化的妄想之下，王广义创作了多个系列。他借鉴、挪用艺术史中的“古典主义”图形，并发起对文化图式的批判和修正。1987年创作《红色理性——偶像的修正》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之一。

　　王广义说自己热衷于这种批判和修正，是因为“一切文化图式的事实并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我们可以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它，而后对这一文化事实进行某些修正，也正是这种对文化的修正行为证实了我的存在的意义。”

　　画面中首次出现了九宫格，那几个面部抹去的人物和他们浑圆的身体线条是王广义早期关于其北方文化作品的延续，同时画面又是对西方经典之作米开朗琪罗《圣母恸子像》的挪用。通过打格的方法，允许观者透过“红色的遮掩”而一瞥西方艺术史上的杰作，当时的王广义已经对中国80年代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崇敬和模仿风潮引发了修正。

　　从1990年开始，经历过“85新潮”运动之后的王广义，绘画风格突然转变，开始了《大批判》系列。“政治”和“波普”从此成为贴在他身上的标签。

　　直到今天，王广义说，波普风格依然是其喜欢的。“波普艺术最简单但也是真实的说法是，艺术家将我们日常随处可见的事物，通过某种方式呈现出来。它表面上呈现的样式是通俗的、随处可见的。但波普仅仅如此，是没有意义的，也没有艺术的光晕。”

　　为此，2011年新作《最后的晚餐》这一“新宗教系列”中，王广义的政治波普风格依旧，王广义说，在这一新的系列中，“我想呈现两条文明线索，一是所经历过的教育模式或洗脑模式，另外就是读西方艺术史的立场，西方艺术史是一个图像化的宗教史。我对宗教的理解其实是通过图像的认识。”

　　在王广义那，今天的艺术也不再只是批判，他觉得将当代艺术定位在“批判了什么、反对了什么”，其实是缩小了当代艺术的范畴，当代艺术的本质应该是揭示了什么，“这可能是更重要的标准。中国特定时期导致了当代艺术的先锋性，反体制、地下状态。但现在应该回归到当代艺术揭示了什么这一问题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