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国度与“美国姐姐”

　　【光影散记】

　　□白睿文（美国学者）

　　出国前，我去纽约参加了一个留学的资讯会，主要是介绍将要参加的留学项目，提供各种资讯，以及让同学互相认识。因为担心，我母亲也陪我一起去了。这让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其他同学的家长好像都没来，但我的确是那批留学生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另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想象还停留在冷战时期，他们认为去社会主义国家充满了危险。

　　当天赴会的同学可以说是各色各样：T同学是位充满种族和性别歧视的纽约警察，中枪退役后便决定跑到中国混；有好几位要回中国寻根的华裔同学；文质彬彬的L同学一心想学太极禅宗；D同学是个整天看书和学习各种外语的典型书呆子（到南京后还参加了世界语俱乐部）；H同学是男子汉一族，天天练肌肉到夜总会追女孩，但他的中文是我们当中最好的；W同学是位“台湾同胞”，他的行踪很神秘，好像整天跑来跑去搞关系做些小生意什么的；还有最有风格的黛安娜小姐，后来她在南京的街头穿着最显眼的衣服一边骑自行车一边高唱歌剧，每次出门总会有一群老百姓来围观看这位洋妞的奇异装扮和夸张动作……的确，我的许多同学去中国都好像不是去“学习”而是去“冒险”，自以为像印第安纳·琼斯那样去寻宝救美。

　　坦白讲，我当时也是带着“发现新大陆”的心情到中国留学。虽然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根本不需要“被发现”，但对我来说看到的一切都是新的。还记得刚到中国的第一天，经过将近一天的旅程后，从上海的旧机场坐巴士到火车站，看窗外的公共汽车、的士、三轮车、自行车和行人乱成一团，好像时时刻刻都要发生交通意外似的。那种新鲜加害怕加震撼的感觉实在难以用语言来表达。人是拥有惊人的适应能力的，没过多久我就开始习惯中国当时交通和“乱景”，但1993年8月底我初到中国的所见所闻在记忆中还保持了相当重要的位置。那真是我人生新一页的开始。

　　回顾刚到中国的那些日子，印象最深的却是另外一位不相关的留学生。在飞往中国的飞机上，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一篇关于美国留学生艾米·比尔在南非被杀的报道。那是1993年8月27日的报纸，文章叫《“美国姐姐”如何死于南非小镇》。比尔是获傅尔布莱特计划奖学金留学的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她研究的是南非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留学期间也参加了当地的各种义工。成绩优秀的比尔小姐完成了十个月的留学计划，回国的行李已收拾好，但她在送别晚餐回家的路上却遇难了。虽然她在南非的朋友多半为黑人，但凶手把她误列为压迫黑人的白种当权者代表，使她成为南非种族之战的牺牲品。

　　翻开每天的报纸就会看到很多这样的悲剧新闻，一般来讲我们看得都已麻木，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我飞往他乡的时候读到这篇文章就好比一块砖头重重地砸到我的头上。可能是因为比尔小姐也是留学生——在我留学生生涯就要开始之际，她的生命却悲惨地结束了，或许是因为她的故事意味着人生的无常和无情。反正，我坐在飞机上一直在想象和追念这位女学生的遭遇，一直到掉了眼泪。虽然从未见过比尔小姐，我把她的故事放在心里，带到中国来。甚至偷偷发誓，为了她也要利用好这次难得可贵的留学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