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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俱乐部

2013年12月20日 星期五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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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影散记】

  □白睿文(美国学者)

  我从十四岁开始弹贝司,十七岁那年,还找了一位相当著名的贝司手当我的老师。一心只想当爵士乐手的我,本来不想考大学。对这一点,我母亲的态度是决不让步。所以我决定考大学就考音乐专业。但万万没想到,十八岁那年我的耳朵出了点小毛病;有时是耳鸣,有时是内耳的神经会跳。等到踏入大学校门时,我面临人生的一大抉择:是按照我原来的计划继续读爵士乐,还是赶在我还未失去听力前换个专业。经过一番思索后,决定只好割爱。

  受高中英文老师的启发,我大一就开始被学校的文学和哲学课所吸引。当同学和同屋都在日夜不停地派对时,我就一个人乖乖地在图书馆跟叔本华、尼采、萨特打交道。虽然我上的是州立大学,但哲学并不是吃香的专业,大部分的课没有多少学生。我的同学都是一些三四年级的哲学系学生,还有工作几年后返校读学位的。其中几位同学的打扮很“另类”——留着长发、戴着耳环鼻环、穿着皮夹克皮靴,但他们个个都聪明得惊人。一开始他们看我总有点矜持(我上大学前就把留了多年的长发剪掉,瞬间从摇滚青年转为一个正派书呆子),彼此熟悉后,渐渐地变成朋友。更可贵的是学生跟老师的亲密关系。因为主修哲学的学生少得可怜,老师就格外照顾。

  那段日子里,最难忘的还是克拉克教授主持的哲学俱乐部。每周三晚八点钟左右,克拉克教授和几个学生在系里的小休息室聚一聚,畅谈哲学。每次克拉克会选一个问题,然后鼓励我们去探索和讨论。除了念哲学的几个核心成员外,每次来的人都有些不同,因此讨论的方向和内容变动性也很大,从物理现象到道德问题,又从思想的本质到人类的本性。有时候我们从八点谈到凌晨两三点钟,还有好几次谈到天亮,然后老师请我们一起到城里去吃早点。

  有时候念“哲学入门课”的一年级本科生也会来看看“哲学俱乐部”到底怎么回事,多半来一次就不再光顾了。甚至有几次,他们还会向我们这群哲学粉丝问起信仰和宗教的问题,完全不知道我们都是无神论的铁杆维护者。

  而老师也会在班上问:“有哪些人相信上帝的存在?”每次都会有一大堆学生举手,然后老师会换一种娃娃腔再问:“那么,又有谁还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 听起来有点残酷,他总是不择手段地去给学生开阔新的视野,为了达到目的,经常要把学生推到一个不舒服的位置。对选修拿学分的本科生如此,对我们主修哲学的学生更是这样。他就是时刻在挑战你最基本的、最自以为是的观念和信念,不管是对宗教还是社会,以及性别、政治。

  虽然此后的二十余年里我一直在大学里待着,从本科到硕士,又从博士到教授,我再也没有遇到过那样的一个纯粹追求和维护思想的学术环境。虽然哲学俱乐部的内容是天马行空、万变无形的,但却给了我空间来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为我日后的教学生涯打下基础,教我如何引导和挑战学生。

  去中国留学前,我在停车场遇到克拉克教授,当时他劝我不要去,留下来继续把哲学念下去。他觉得我应该先了解自己的文化和思想传统再学别的。但我当时心意已决。他还送了我另一个建议,我接受了。他说很多人学到新的知识或发现新的东西都要把好东西藏起来,但他的想法刚好相反,好东西如果不分享,就等于你什么也没有。这种无私的分享日后会让你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也算哲学俱乐部送给我的一段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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