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制度的奥秘

　　■ 大学小言

　　首创书院制度的英国大学，真正落实书院制的并不多；而香港八所公立大学中，只有中大一家身体力行。为什么？一是经济实力，二是权力制衡。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来香港中文大学访问的，凡非专业人士，大都对这八个学院（文学、工商管理、教育、工程、医学、理学、社会科学、法律学院）与九个书院（新亚、崇基、联合、逸夫、和声、晨兴、善衡、敬文、伍宜孙）的关系搞不清楚；而教育界人士，则对中大的书院制赞赏有加，且表示愿意借鉴。针对前者，我会用最简单的语言描述：每个中大师生都有双重身份，专业教学及学术研究属于学院，课外活动及人格养成属于书院。而针对后者，我往往讲两句话：第一，相对于师资力量、教育特色、研究成果、校园文化等，香港中文大学的最大特色，确实在于其书院制度；第二，中大的书院制度很好，但不容易学。

　　虽然中大的成员书院之一新亚书院的创院院长钱穆，曾拟《新亚学规》，其中有这么一条：“中国宋代的书院教育是人物为中心，现代的大学教育是以课程为中心的。我们的书院精神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的。”但香港中文大学实行的书院制，主要不是追摹宋代书院，而是借鉴英国的牛津大学及剑桥大学。让不同学院、不同年级的学生们住在一起，创造良好的课外生活环境，便于其交流、对话、竞赛、娱乐，实现全人格教育，这一理念很容易获得教育学家的赞许。

　　遗憾的是，首创此制度的英国大学，真正落实书院制的并不多；而香港八所公立大学中，只有中大一家身体力行。为什么？一是经济实力，二是权力制衡。前者很容易理解，为所有（或大部分）学生提供课外活动经费（包括集体食宿、文化娱乐、国际交流等），这绝对不是一笔小钱。除了学生学费、学校拨款，更重要的是书院自身的筹款能力。这就牵涉到大学与书院之间的责任与权限。

　　查《1976年香港中文大学条例》，原有三所成员书院（即崇基学院、新亚书院及联合书院）的校董会，随大学之改制而改组，其职权主要为管理书院动产及若干建筑物，并通过捐款等方式，协助推展书院的学术及文化活动。换句话说，新亚书院（1949年创立）、崇基学院（1951年创立）和联合书院（1956年创立）这三所学校，原本各自独立办学，1963年合并成香港中文大学后，很长一段时间，三校仍维持教学及行政上的独立，大学仅负责颁授学位等工作。1973年，中大全面迁入现在的校园；1976年，香港立法局通过香港中文大学改制方案，各书院方才将办学主导权转移给大学本部。读钱穆的《师友杂忆》以及《诚明古道照颜色——新亚书院55周年纪念文集》，不难明白港府主导的三校合并并非一帆风顺，其中包含了各种摩擦与角力。大学全面掌握办学主导权后，还是给各成员书院保留了较大的生长及活动空间。

　　至于1986年中大成立第四所成员书院逸夫书院，以及2006年后创建的五所新书院，乃校方为扩大规模而主动筹款设立的。制度设计上萧规曹随，但缺了当初三校合一时的意气、豪气与志气。今天考进中大的学生，在选择进入哪一所书院时，主要比较各书院的福利及发展机遇，而不太有“书院传统”的认同问题。但我接触的老新亚或老崇基的学生，精神气质上确实有明显差异。说实话，我很担心，若干年后，各书院会泯灭自己的个性，回到大一统状态。

　　这也是中国内地很难借鉴中大书院制的原因——人家的书院传统是打拼出来的（尤其是最初三所），我们的书院创设则属于大学的统一布局。二者即便表面形式接近，精神上的“基因”也都相差甚远。因此，当北大的元培学院与中大的善衡书院结盟时，我表示“乐观其成”，但不觉得二者间有多少共同语言。相反，倒是复旦大学实行的书院制与港中大有几分相似。（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