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时代的开启

　　■ 从过去谈现在（7）

　　相对于封闭而散漫的清帝国，欧洲的发展在十七世纪以后，却是走了完全不同一个方向。前面两个世纪，宗教革命和启蒙时代的开始，为欧洲发展铺下了重要的基础。

　　经过宗教革命，欧洲的政治制度摆脱了天主教会神权的约束；威斯特法利亚条约终结了三十年的战争，欧洲的国际舞台，不再由一些建立在封建基础上的大国操纵；当然更谈不到，这些大国凌驾于许多族群以上的霸权。

　　以民族为认同的国家，在十七世纪时，大半只是欧洲的一些比较小的封建政权，这些政权转换为独立的国家，最引人注目的个例，是后来的德国：那时的普鲁士，不过是许多日耳曼族群政权之一；经过日耳曼集团，高举日耳曼精神的归属，将各处分散的封建政权，集合于一个国家之下，俨然成为中欧最主要的力量。日耳曼精神，从那时开始，就是德国立国的依据，也因此而出现一个欧洲历史上最坚强的共同体。

　　清军入关前后，英国的议会和国王之间，为了国王征税的权力，发生严重的冲突。议会民军在克伦威尔领导下，击败了皇家军队，而且以议会审判，判决将国王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克伦威尔以护国主的名义，挟议会的权力，专政数十年。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以人民的权力，废除君主的权力。英国的这次革命，开启了新的国家体制。虽然英王政权又曾经复辟，英国的主权，终于归属人民选举的议会。从议会产生政权，也就是后世所谓虚君的内阁制。英国的前例，在日后经过更为明显的人民革命，建立过美国和法国两个新型的民主国家。

　　在走向国家共同体的过程中，启蒙时代对于国家性质的界定，可以《民约论》作为代表，国家与人民之间，是委托的契约关系。这种理论，当然成为民主革命的要件。在前近代历史上，英国送了一个国王上断头台，法国和后来的俄国，两次大革命，两个统治的家族，都全部牺牲。美洲新大陆，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实验：联邦制的美利坚合众国，一个完全由人民自己平地起楼台，组织成一个新的国家。

　　这些新国家的出现，改变了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因此国家权力的运作，也不能再以过去封建体制中，君臣主从的关系来界定。马基维利《君主论》是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关于国家治理的理论。相对于中国的《韩非子》，《君主论》的时代晚了两千年；两者都是讨论政府的组织、政权的运作，也多少涉及统治者本身的权术。两者的相似处，正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都是“国家”要出现的时候。不过，中国战国时代的“主权国家”，很快就被皇权取代了。而欧洲新出现的主权国家，却成为最近四百年来，普遍的国家形式。

　　一个作为共同体的主权国家，从上到下，如臂之使手，手之使指，其动员国家资源的力量，十分强大。而国家获得的利益，在国民心目当中，不只是君主本身的所得，而是全民共同分享的好处。十七世纪以后，新兴国家也正是最近数百年来，国际竞争愈来愈激烈的缘故。近世欧洲，各国之间战争不断，究其原因，也正是因为国家成为争夺集体利益的主体。

　　□许倬云（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