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徐贲(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
新京报:2013年,你认为个人最值得记录的事情是什么,为什么?
徐贲:我出版了两本文集《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和《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这两本书收录了我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发表在国内一些报刊杂志上的文章。这些文章的目的是做一些有关公民文化、公民说理、公民教养和公民政治的启蒙。在这之后,我又将其他一些文章编了另一个文集《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我希望能借由这几个文集显示,公共生活启蒙与个体心灵、心智启蒙之间的联系。
新京报:2013年,哪个公共事件让你难以忘怀,为什么?
徐贲:有不少值得记录的事情,如审判薄熙来、“唱红打黑”在重庆落幕、持续的苍蝇、老虎一起打。但我个人还是对2013年各地陆续出现的“文革”红卫兵道歉比较关注。因为,人们对先前发生在重庆的种种事情抱有忧虑和不安,也与“文革”的联想有关。对“文革”做深入的反思,不仅有助于防止出现像薄熙来这样的人物,而且也有助于警惕“文革”幽灵死而不僵,一有风吹草动,便借尸还魂。
这几年,怀念和赞美“文革”在一些年轻人中成为时髦,例如,2012年夏天,某个大学的一些学生们头戴红星军帽,身着绿色束腰军装,手拿红色小册子,做出“文革”中红卫兵的标志性动作。有评论称此为“狼奶”,“脑残”现象。我觉得责骂式的指责并不是正确的对待方式,我们需要从当今社会缺乏对“文革”的反思来认识这些年轻人的“文革”情结和迷思。
新京报:2014年,你个人有什么设想?
徐贲:我觉得思想启蒙仍然是值得去做的事情,不只有关基本的政治观念、社会价值和群体目标,而且有关个人的心灵、精神、人性和良心。17世纪伟大的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曾对人的心灵和人性有过这样的人文主义描述,“人既不是天使,又不是禽兽;但不幸在于想表现为天使的人却表现为禽兽”。正是在这样的暧昧存在状态中,才有了“文革”时的“良心作恶”。人想表现为天使,但这个善良的愿望只是人的显意识,而在这显意识冰山下蠕动的,常常是连禽兽都不如的邪恶,而人又常常有意无意地漠视这些邪恶。更好地认识人自己,这是一种人文的文化建设,也是我们的社会所需要的。
新京报:2014年,你对公共生活有哪些期待?
徐贲:我希望社会的整体良心有所改善。作为有关道德的知识和行动,良心并不只是个人的,而且还是一种与他人的社会伦理联系方式,这里所说的“他人”不是抽象的,而是与你分享道德知识的具体的他人——志同道合的朋友、同事、同行、师友、熟人等等。这也就是伦理学家菲利普·戴尔海(Philippe Delhay)所说的, “良心指的是一种由一些人分享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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