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司法改革更“贪心”

　　受访者：王琳（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新京报：2013年，你认为个人最值得记录的事情是什么，为什么？

　　王琳：过去的一年里个人最值得记录的事情就是虽没读万卷书，但行了“万里路”。粗略一算，大概去了上百个城市，讲学、参会、培训加起来超过了百场。讲学是与学生交流，参会是与精英交流，培训则是与各行各业交流。这种从经院到田间，从理念到实务的穿梭，让我有足够的机会发现问题，进而促进思考。

　　新京报：2013年，哪个公共事件让你难以忘怀，为什么？

　　王琳：印象最深的还是信访制度的弱化和劳教制度的废除。我是永州人，“唐慧事件”就发生在我的家乡。就“唐慧事件”，我写了不下十篇文章。围绕这一事件的争论甚至蔓延到了海外。2013年11月中旬，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一次学术演讲后，易延友教授就提出了他直言不讳的批评意见。

　　精英与草根在“唐慧事件”上的分裂，让我深深地感到，在中国寻求底线共识的必要。唐慧当然不是一个完美的维权英雄，但她也绝不是一个刁民。因为唐慧的维权，并不是一开始就极端了。她最初的维权举动只是报案和催促调查。她也曾经期待警方主动介入，并希望能在法律管道内解决。是事件的发展，把她一步步推向了激烈对抗者的角色。

　　因此，我提出精英与草根可以在唐慧身上达成的共识是：要避免下一个“唐慧”，不应期待维权者个个都能“像法官一样思考”，而应先实现行政执法和司法的确定性，让维权者对公正能够期待。同时我也认为，地方政府并不都是劳教制度的忠实拥趸。即便对唐慧的过激维权，在长达数年时间里，当地政府一度保持了克制且并未动用劳教。真正触发劳教的，除了唐慧的过激维权方式之外，也许还有某个敏感的时机。有效的改革举措，必然是顶层设计与底层推动的结合。

　　取消了各地进京上访人数排名，不仅是访民的心声，也是多数地方政府的心声。弱化信访，地方自然就没了动用截访、劳教等手段去对付上访人员的动力。无论是从改革的力度、难度，还得程度看，我都觉得，弱化信访和废除劳教其实同等重要，只是前者的意义被媒体大大忽略了。

　　新京报：2014年，你个人有什么设想？

　　王琳：过去一年走得多，今年的打算是静下来，读书写字为主。

　　新京报：2014年，你对公共生活有哪些期待？

　　王琳：作为学者，对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的期待总是较主政者更“贪心”一些。我希望司法独立的步子能迈得更快更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