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开家“慈善书店”

　　受访者：潘采夫（旅英专栏作家）

　　新京报：2013年，你认为个人最值得记录的事情是什么，为什么？

　　潘采夫：2012和2013年在我的职业生涯里，可算是“停盘调整”的两年，妻子和女儿在英国求学，我的新职位成了“翰林院侍读学士”（由于住在爱丁堡大学校园里，真正的博士满街走，我叫自己“侍读学士”恰如其分），观察时事、撰写专栏反倒成了兼职。

　　万里之外隔岸观火，颇有隔靴搔痒之感，与国内的公共事件基本搭不上关系，值得记录的，就是我在2013年8月，回国在甘肃河西走廊和广东各地游历了半个月。从西北戈壁到东南的伶仃洋，一个是大宛、匈奴、月氏、蒙古、党项等少数民族西迁与东进的千里长廊，一个是汉族持续千年的“衣冠南渡”最南端中转站，这是古代中国民族迁徙的两大核心地带。在中国的西北角和东南隅的徘徊与流连之中，仿佛隐约触摸到了华夏文明冲突融合的脉络，人到中年，竟又如孩童般思考起“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问题。

　　新京报：2013年，哪个公共事件让你难以忘怀，为什么？

　　潘采夫：2013年的公共事件，最令人震撼的是薄熙来的出庭受审。就我个人来说，最让我难以忘怀的公共事件是年初的“袁厉害事件”。一位目不识丁的妇女，多年收养了上百名弃婴，但收养环境极其恶劣，一场火灾导致乞儿惨死，以及涉嫌利用乞儿牟利，使袁厉害遭到强烈质疑，仿佛又一个中国神话的破产，但我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在中国的土壤中，袁厉害不可能成为特雷莎修女之类的圣人，但她仍然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因为她生活的地方，连上帝都会感到棘手。与几乎所有的公共事件一样，袁厉害事件最终陷入“她是不是好人”的争辩，而对失职地方政府的问责，又一次被人们忘在脑后，也许是被迫。

　　新京报：2014年，你个人有什么设想？

　　潘采夫：2014年，我将回到国内，继续从事一个叫做“苦逼媒体人”的职业，也继续给媒体撰写专栏，影响一个是一个。此外，有意借鉴英国社会的经验，联络有共同志趣者，做一些有关社会公益的事情。比如英国的各种慈善店遍布，很多公益组织如心脏病治疗中心、流浪狗收留组织、无家可归者救助机构都开有自己的慈善店，市民将旧物免费捐赠，店员也都是义务志愿者，所得利润全归公益组织。于是我想，和爱书的朋友在北京开一家慈善书店，目的之一是圆我开书店的梦想，目的之二是将慈善店的形式推广开来，成为中国NGO组织募捐的模式之一。

　　新京报：2014年，你对公共生活有哪些期待？

　　潘采夫：2014年，我希望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承诺能够不打折扣地兑现，尤其关于依法治国、限制政府权力、激活民间社会的部分，这有待于公民与政府共同推动。2014年，希望公民的自我社会管理能上一个台阶，期待更多非政府组织产生，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建设，在民众维权、环境保护、教育公平等领域，致力于一个一个问题的解决。

　　作为媒体人，期待2014年媒体言论空间扩展，舆论监督重新活跃，媒体人能坚守精神理念与职业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