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里的民国学人

　　刘超的民国写作有着专业的学术史眼光，挖掘了许多少见的史料和细节，而且有识、有趣。

　　近年来，“民国热”吸引了众多写手加入。刘超的《讲台上的民国》，在民国写作中显得与众不同。

　　首先，刘超有着专业的学术史眼光。作为清华大学的史学博士，刘超此前发表过多篇民国学术史方面的论文，对于民国的学术发展脉络，学者在学科建设，学术建设上的作用，以及学术地位有着如数家珍般的熟悉。这使得他在判断学者的学术路径、学术地位和学术贡献时，专业、准确而不失独到。比如，他说王国维“早岁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稍后，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取得空前成就。中年以后，他专治经史，提倡‘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和古代史传相参证，形成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诸多疑难。”本书描写了24位讲台上的学者，类似的论断，在书中比比皆是。

　　其次，刘超挖掘了许多少见的史料，提供了更丰富的历史细节。《讲台上的民国》中有一些读者熟知的“大路货”，但是刘超提供了新的历史认知。诸如，“辜鸿铭学问是好得没话说，但教课实在是糟透了。某次，他一学期讲下来，只讲完了几首零几行诗”，于是下岗。此外，只要细心阅读即可发现，书中很多细节都是刘超独自发掘，经过大量史料阅读而来。他写小说史家孙楷第下放干校期间，家人将万余册书卖给了中国书店，中国书店囤积居奇，并在他向总理办公厅求助时拆售，最终让孙几近失常，一病不起，含恨而终。此类刘超“独家”提供的史料或细节，遍布于书中大部分篇章。

　　第三，本书讲述的民国学者故事，不仅笔下有识、有趣，并且具有现实关怀，写出了学人风骨。如他写方东美在中央大学任该校哲学所所长，拜他为师的蒋介石兼任中央大学校长。又一次蒋到校视察讲话，侍从命人将大礼堂座椅搬出，让师生立姿接受训话。方东美勃然大怒，厉声呵斥办事人员不尊师重道。座椅很快恢复，但方东美当着蒋介石的面辞去了哲学研究所所长一职。这些细节，让方东美“独立之精神”跃然纸上。

　　另外，本书未能引用学术界最新成果，因此出现了史实错误。如43页写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重庆政府派出飞机到香港，“抢运”滞留香港的名流政要。提到最后一架飞机抵港时间为12月18日，而学者杨天石先生考证的时间是12月10日。刘超引用了“孔二小姐飞机运狗”的习惯说法。而杨天石先生的考证证实，此事子虚乌有，飞机上的三条小狗为美国的机师所有，且小狗无座。最早在《新民报》制造这一篇假新闻的，是该报记者采访部主任，时为地下党员的浦熙修。至于她是否蓄意造假，则不可知。当然，本文此处误引只是为了突出陈寅恪在当时深孚众望的实际情况，并不影响全文立论和结果，更不影响本书的价值。

　　观点：从学术史视野出发的《讲台上的民国》独树一帜，它不仅提供了24位民国学者的人生经历，而且让读者了解了他们在学术上的独特贡献，并注重突出他们的品格风范，以及性格魅力。而作者雅俗共赏的写作尝试，也基本获得了成功。

　　新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