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我们要学会更谦逊

　　【阿尔伯特·赫希曼小传】

　　赫希曼生于德国柏林的犹太人中产家庭，16岁时，赫希曼成为年轻的社会主义支持者，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青年组织，参与反纳粹党运动。1939年，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赫希曼志愿加入法国陆军，以对抗德国纳粹势力。1940年，法国向德国纳粹政府投降后，赫希曼在马赛参与反纳粹的地下反抗活动。在工作一段时间后，成为纳粹搜捕的目标，因此被迫离开法国，他沿着比利牛斯山小径，离开了欧洲。1941年1月，赫希曼抵达美国纽约。1956年，担任耶鲁大学客座教授。1958年，出版《经济发展的策略》，提出不均衡发展策略。随后改任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1964年，担任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974年，成为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同时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直到1985年退休。2012年赫希曼以97岁高龄逝世，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回顾赫希曼的主要贡献，特别点出《反动的修辞》的时代意义，要小心保守派以负面结果的可能论点来反对所有改革努力，但也提醒赫希曼对革命性的改革的问题，应崇尚见效慢但稳定开展的民主改革管理。

　　“悖论是思想家的激情之源，没有悖论的思想家就像一个没有情感的恋人：微不足道的平庸……一切思想的最高悖论是尽力发现思想不能思考的事情。”

　　把索伦·克尔凯郭尔这段话送给我们虚拟访谈的主角阿尔伯特·赫希曼（1915-2012），他大概是乐于接受的。我们几乎可以在他的所有作品中看到悖论蔓延过的痕迹，他会告诉你，不要相信存在唯一正确的道路，不要期待一种确定的秩序，不要尝试去拥有一个明确的世界观，不要轻易拥抱一个自称是唯一的真理，同时，他一定会再加上一个必要的注脚，不要把所有这些关于“不相信”的理念当做完全值得遵循的信条，它们所提供的是一种态度，仅在于提醒你，要重视保持心灵的开放，保持对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激情。

　　关于自己的一生，赫希曼喜欢用自己年少时的故事作为隐喻：在一次与父亲的讨论中，他发现父亲没有世界观。这着实令他震惊，因为年少时的他认为任何人都必须有一个“世界观”。在后来的回忆文章里，他说自己牢牢记住了这个时刻，因为“它浓缩并预示着一个我从那时开始到现在为止，半个多世纪以来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坚持己见，即在所有事件都秉持一套坚定不移的意见，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而他终其一生所得出的结论是：“我的生活经历与思想都可以总结为：我是如何逐渐发现父亲当初其实是对的。”

　　关于变革 不确定的传奇

　　新京报：我想从你生命中最有传奇色彩的那段历史开始谈，1940年，法国顺服希特勒成立了维希政权，承诺只要德国提出要求，法国政府就得无条件把任何一个生活在法国土地上的非法法国公民移交德国。你当时致力于帮助处于危险当中的反纳粹主义者和滞留在法国非占领区的反法西斯难民尽快移民到美国，成功得救的人中包括后来的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那段经历对你之后的思想与学术发展有怎样的影响？

　　赫希曼：1933年，因感到自己面临因参加反纳粹政治活动而被捕的危险，我匆忙逃离德国，在逃亡旅途上，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我会认为，救人出险境永远是最令人兴奋，同时也最值得纪念的工作。关于我在1940年的经历，推荐大家去看我们营救团队核心人物瓦里安·弗莱的著作《无条件引渡》。弗莱身上隐藏着无穷力量，表面上却是个“过于天真的外国佬”，一个美国平民仅凭着口袋里揣着的一份名单，要把人们一一拯救出来！在那个黑暗的时代，这种营救活动如此艰险，但弗莱和他的委员会最终救出了近三千人。弗莱是我们时代的英雄，如果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将会面临的困难，那么他可能永远无法取得现在的成功。而这个想法，让我获益匪浅。

　　新京报：你一直在坚持一个观点，不存在一种理想的发展模式，让一个国家得以从容地依序解决问题使自己在政治经济上有效发展，很多时候，一个国家的变革，就像弗莱的故事那样，是一种令人惊讶的结果，就像一个传奇。

　　赫希曼：是的。对于搜寻“唯一的最佳道路”的做法，我一直都保持怀疑态度。我强烈反对这样一种模型——要实现某种起飞，各种特定的先决条件必须全部得到满足。与之相反，我提出了颠倒的秩序概念，在发展的问题上，常会出现本末倒置的情况，比如某个国家内，一些人“莽撞”地开始了某种特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专横”地要求必须保证它能维持下去，从而促成了其他经济活动的进步。任何变革，都只能作为一种令人惊讶的结果而发生，不然它很可能根本无从发生，它会被各种维持现状的力量压制掉。

　　新京报：变革不可预测，对那些渴望周遭社会有好的变革的人们而言，是多么灰色的结论啊。相比较而言，我们是多么喜爱这样的话——“所有美好的事物都会一起到来”。

　　赫希曼：人们很喜欢知识分子说的这些看起来更加乐观（或者极端悲观，以至于被人们当做警世良言）的话。在我之前，很多社会学家都喜欢模仿牛顿的机械力学，认为社会变革必定服从一系列他们想象的铁的规律。现在，我们已经到了量子力学的时代，请让我们变得谦逊一些吧——敬畏社会变革本身的不可预测性，尊重社会变革倾向于从某些独一无二的“星座”中发生发展的道路。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不存在一系列明确的历史任务：实现领土完整、保证国家权威，发动大众参与管理国家又不令其失控等。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他们确实从容不迫地完成了这些任务，但是后发国家并不存在这样的从容与有序的机会。后发国家要做的是根据现有条件去推动改革，善于从社会矛盾与冲突中获取力量，而不是等待被布置明确的历史任务，其中，诚实是最好的策略。

　　关于东德 历史有自己狡诈的诡计

　　新京报：当我说在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是第一章《退出、呼吁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命运》时，希望你不要觉得被冒犯。我很惊讶，退出——呼吁这个简单的理论结构竟然有那么强大的诠释力度。

　　赫希曼：这一章关注发生在1989年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崩溃为核心的各种事件，是我在1933年离开德国之后第一次重新研究与德国有关的课题，近年来德国历史的重大转折，使我之前提出的理论框架有了全新的含义。这一概念，来自我的经济学理论：在感觉到购买的商品质量下滑或者得到的服务和获得的利益衰减时，消费者有两个选择，退出或呼吁。退出指直接离开，相信其他地方可以获得更好的商品和服务。

　　呼吁指抱怨、投诉或组织起来一起去投诉抗议的行为，目的是直接促成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从下滑中恢复过来。退出是一种私人行为，不需与他人协调，呼吁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成本更高。简单而言，退出更简便时，呼吁便难以发生。退出会损害呼吁的根基。

　　新京报：东德旁边有个与自己同民族的西德，所以东德人一直存在一种可能性，逃到西德去。当大家都想逃到西德去的时候，东德就崩溃了。这是否说明，在政治领域，像叶芝的诗歌所写，当好人信心丧失选择退场，坏人充满炽热的激情，社会就会崩溃？

　　赫希曼：你的结论太简单了。从成立第一天起，东德人就存在离境去西德的可能性，所以东德基本没有出现如波兰、匈牙利那种反抗专制的史诗般的重大运动，因为它有一个安全阀，让那些心怀不满的人们去西德吧，国内就稳定了。到1989年，看起来大多数本来能够承担政治责任的人都离开了，东德的变革毫无希望发生，但就在绝望的沉寂中，东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其导火线是，更多的人想离开，开始也许只想秘密地离开，因为不被允许，退出这种私人行为变成了一种公共行为，“我们要离开”变成了“我们要留在这里改变社会”。在东德的崩溃发生的时候，退出与呼吁竟友好相处，相互加强了，它们一起联手把东德送进了历史。

　　新京报：我们可以把波兰、匈牙利等国家的发展，称为民主转型，但东德是一个被消失的国家，作为一个国家，这种退出与呼吁相互加强，联手摧毁了一个压力型体制，但是也没有让社会获得发展的机会。我曾采访过东德最后一任总理汉斯·莫德罗，他一再感慨，太迟了，一切都措手不及。

　　赫希曼：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时代，人们总是会轻易为某种不符合人道与正义的体制的终结而欢呼，但历史是不会终结的，社会仍需要发展，这样的欢呼本身就违背道义。当年为东德的终结而欢呼的人们，如果了解到两德统一后遇到的重重困境，大概就会有更深的思考。莫德罗说太迟了，基于维护他所忠诚于的体制。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异议人士和反对派都留在了国内，旧有的极权统治垮台后，这些国家都演化出了多元化的政治生态，有了自己新的活力。而在东德，反对派都去了西德，东德在将死之际勃发出最后的力量，出现了一场范围极广的反抗运动，但运动的波澜只涌到崩溃的边缘，而没有抵达新的范域。东德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在接受西德电台的访问时，曾这样表达自己的悲伤：“（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背弃祖国一走了之）他们为什么如此轻易地就离开了？为什么他们默不出声？”历史有自己的诡计，东德的消亡是一种惩罚——对它长期以来压制退出和呼吁行为的惩罚。

　　关于质疑 民主社会的人格基础

　　新京报：在你的帮助下引渡到美国的阿伦特曾说“独立的思想是灵活可变的，在最基本的意志方面自由自在。一个独立的人将不会寻求规则和律令，而对于那些缺乏独立的人而言，一切都是有章可循的。”你的观点和她非常接近。令人疑惑的是，我们总会认为，对某件事情充满激情，且非常有力地行动的人，必定存在某一种指导其行动的原则，尤其是在公共生活领域内。

　　赫希曼：阿伦特所言的这种独立的人，正是我所希冀的民主政治的人格，我认为这样的人格恰恰能构成良好民主的微观基础。无论是在私人生活的领域内，还是在公共领域内，对某个理念确信不疑，是一件灾难的事情。对当下所有议题都抱有一整套强烈主张的人，同样会背弃自己的个性、人格与自我。依靠某种单一理念而激情有力地行动的人，往往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想想希特勒吧，他如此激情地宣称，要创建一个全新的、普罗大众的民族共同体，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史无前例的大灾难。我理想中的民主人格是这样的：能学会既珍惜自己拥有的意见，同时又重视保持心灵的开放，充分调和并享受赢得一场辩论的快乐与充当一个好的倾听者的愉悦。

　　新京报：在你的生活中，是否曾经存在拥有这样独立人格的人？

　　赫希曼：年少时的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没有一个成熟、完备的世界观，那始终是一个缺陷。我于1936年来到意大利，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重要人物——我的姐夫尤金尼奥·科洛尔尼（1938年被捕，1944年被杀害），他是一位积极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他的思考习惯是：未经本人的质疑，从不认为任何东西是理所当然的。很多理论认为，一个人必须明白在行动之前要全面了解情况，这种信念是行动的先决条件。但质疑实际上可以激发人们意识到：脱离政治策略造成的意识形态束缚，接受一个人知识掌握的局限，这样就可以使机构摆脱自身对上述认识的依赖。

　　新京报：如何理解质疑具有创造性？

　　赫希曼：不要固执地沉迷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他们对极端危险的政治活动的全身心投入，有着密切联系，他们在寻找社会的、政治的问题之答案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质疑和探索精神，推动着他们采取行动，在思想自由被压制的环境中寻求改变，在感受到了明显不公正、当局采取了无法容忍的愚民政策的世界中奋起抗争。他们的作言起行，证明质疑能够激发行动，而不会削弱和阻碍行动。我非常敬仰这样的智识姿态。对我而言，把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与智识上的开放性这两者结合起来，民主政治就拥有了一个理想的微观基础。

　　注：虚拟对话中赫希曼的回答摘自《自我颠覆的倾向》（商务印书馆，2014年1月）一书）

　　小预告

　　赫希曼的传记，《入世的哲学家》（阿德尔曼 著，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即将出版。消息来源：出版人严搏非。

　　B08-B09版撰文/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