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处低位未苟全

　　作者以汪曾祺为核心，写到了沈从文、闻一多、浦江清、朱德熙、李健吾、老舍等一个文人群体，并由此追溯隐匿在革命时代之内的文学传统。

　　沈从文影响汪曾祺的有三点：一是欣赏苦难边上美丽的谣俗；二是远离社会核心地带，与政治保持距离；三是对内心感受保持忠诚。

　　与欧洲国家的贵族相对应，中国古代存在着一个平民之上的士大夫阶层——即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孙郁的新作《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更多的是强调一种与激进思潮不同的精神气质。而作者以汪曾祺为核心，写到了沈从文、闻一多、浦江清、朱德熙、李健吾、老舍等一个文人群体，并由此追溯隐匿在革命时代之内的文学传统。

　　显然，这样一种文学传统，更多带有中国古代文化的气息，与激昂、飞越的革命文学格格不入。在汪曾祺的文学生涯中，对其影响最大的是沈从文。按照孙郁的分析，沈从文影响汪曾祺的有三点：一是欣赏苦难边上美丽的谣俗；二是远离社会核心地带，与政治保持距离；三是对内心感受保持忠诚。这三点，既有儒家的入世，更偏向于道家的清静无为和淡泊避世。恰如老子所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这样的取向，与革命年代的狂飙突进颇不相容。因为革命自身的繁衍属性，不可能在文艺领域留下一块文学的飞地，任由非左翼文学之外的潮流安之若素，汩汩流淌。故此，沈从文被斥为“粉红色作家”，惴惴不安以至于要自杀。其后放弃文学创作，以研究服饰史以度日。汪曾祺被动员而写了一篇名为《惶惑》的千字文，贴在单位的黑板报上，结果也被划成右派，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一个农业科研所去劳动。在此期间，他学到了“随遇而安”的人生哲学。

　　显然，汪曾祺的“随遇而安”，不过是“逆来顺受”的代词。当个人无法主宰自己命运且没有任何保障以自卫的时候，除了无条件地服从，大约也没有别的选择。以汪曾祺的心态，事后表现出来就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

　　这样一种驯服和唾面自干，以及表达上的平淡，无法掩饰“哀莫大于心死”的巨大悲剧。在孙郁看来，这主要是由于汪曾祺的个性以及审美取向而决定。但是，“他们在没有暖意的地方，给世间留下了温情。”正因如此，才有了孙郁对其内心世界和精神家园的探索。然而，要避免沈从文和汪曾祺，以及本书涉及的文人群体遭受到的集体悲剧，文学就必须脱离权力的钳制和威慑，按照自身的命运自由生长。所谓士的传统，无疑也包括对于道的追求。

　　观点：孙郁的写作，既有对前辈文人士大夫精神的探索，更以温情的文字对这一文学传统自觉继承。多年的鲁迅研究，使得其笔下洋溢着适度的激情，并以后辈人的同情之理解完成了对汪曾祺的人物描摹，更以评论家的视角对其作品做出了独具匠心的品评和分析。

　　新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