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作真时真亦假

　　【异言堂】

　　广东作家张培忠《海权战略》一书的研讨会，出现了现在并不多见的争论。有人说，《海权战略》为读者提供了关于中国海上历史的全新认知，但是，在应该表现人物性格风貌的地方着墨太少；也有人认为，作者的着力点在于历史的真实，这不仅表现在他曾经到过南澳、澄海、饶平等地考察，而且从美国、日本以及港台搜集了郑芝龙、郑成功相关史料，并整理乡邦文献，这样一本著作，不应该有虚构的成分在内。

　　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指向了两个方向——一个以文学的标准，要求人物形象的鲜活；一个以真实的标准，要求去除写作者的涂脂抹粉。看似对立的意见，牵涉到的却是文体之争，即报告文学与非虚构。

　　在国外，虚构作品与非虚构作品有着严格的界限。前者可以天马行空，为所欲为，在非虚构作品中，却不许作者虚构事实，或者为了突出人物形象和个性，任意加入作者的主观意愿。在中国，一种名曰“报告文学”的文体曾风行数十年。有研究者认为，“报告文学是一种主题先行的写作样式，它的很大一部分价值就建立在政治正确、道德优先的基础上，其目的是推广新的价值观，使领导、集体乃至国家的意识形态合法化、普及化。”很多读者耳熟能详的魏巍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等都属于此类。其共同特征是充满着夸张的铺陈和修辞，并且极尽煽情之能事，以虚或者假的方式刻画真人真事。在上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怪胎达到了它的顶峰。进入90年代之后，报告文学开始衰落。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了这种文体的悖谬，非虚构写作开始逐渐兴起。近年来最突出的代表作，就是梁鸿的《中国在梁庄》。

　　然而，很多作者仍然缺乏文体自觉。以张培忠本人而论，他的上一部作品《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即是如此。以作者搜集的材料和付出的努力，本书完全可以写成一部非虚构传记。但是，文学的笔法杂糅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差别。相对而言，《海权战略》则是一个极大的进步，本书完全符合非虚构作品的规范。

　　去年，普利策奖得主安妮·阿普尔鲍姆的非虚构作品《古拉格：一部历史》风行中国。本书内容的重要性自不必说，而作者的写作手法也堪称精妙。翔实的素材和宏大的主题，经过其独具匠心的运用和处理，恰到好处地融合到了一起。历史学家王奇生评论“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时曾说：“真实的历史比小说更精彩。”中国的写作者们，或许有必要体会其中三昧。与其冒着“假作真时真亦假”的风险，还不如全力求真。

　　□牟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