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社会插入银针

　　徐贲在美国大学里，他教说理写作已经20多年，这成为《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一书的部分写作来源。

　　美国高校中，既有对说理的基本要求的学习，又对说理有许多经验性体会，公共说理不是一种理论，更非学问和学术，“而是一种实践的能力和公民的素质与行为习惯”。这意味着，公共说理决非某种能力的简单传授，而是人类自由、平等、理性等价值的精神传续。

　　在当下中国，人们大多不能理性探讨、对话，更没有耐心倾听他人，“霸气、含混、反逻辑、少理性的语言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深入公共文化肌理的普遍痼疾”，讨论交流看似热闹非凡，实则鸡同鸭讲，自说自话，各为孤岛。从这个角度来说，徐贲这本书不仅是人类普遍价值在公共说理层面的阐述，更针对说理能力及说理环境的欠缺这一病灶，展开公共说理教育，为中国社会插入一根渡人银针。

　　在这本书中，徐贲说明了说理的概念、基本要求，又对“宣传”和“说服”作出区分。更重要的是，他开篇即提出逻辑、说理与公民素质的关联，强调说理是普通民众的理性思考与表达，是一种公民素养，最终落脚于“说理与民主”这一话题。

　　说理是一种思考能力，其核心是“理性”。对此，徐贲的观点可谓一针见血：“‘理性’不仅是明晓事理、辨知是非，而且是在说服别人时，提供敞亮、清晰、恰当的理由，并倾听别人的合理之言。这是一种公共理性，它离不开说理，也离不开适宜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社会必须拥有公众说理可以诉求、依据的普遍价值；政治必须尊重和保护他们自由、平等交流的公民权利。在这样的环境中，说理可以成为明亮的对话，一种因自由、理性而可持续的公共交谈。”

　　□吴亚顺

　　■ 点评

　　有评委在翻阅徐贲《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时，对于徐贲作为文学博士，却拥有良好的逻辑学训练表示了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