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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妇之死”背后:“要命”的低保

2014年05月12日 星期一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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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手记

  艾绍金越是告状,越是举报,作为被举报者又手握低保批准与否权力的基层乡村干部,越不会答应艾绍金。这似乎陷入一个无解的循环。

  这两天,湖南武冈瘫痪农妇邓元姣之死引发舆论关注。但对于艾绍金为得低保,将妻子“扔”在乡政府,也有一些质疑:艾家2子2女,子女应尽赡养义务,为何把责任推给政府?

  我了解的情况是,艾家2个女儿早已外嫁,2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老大生了3个孩子,老二生了2个孩子。据说两个媳妇后来都因为穷“跑了”。

  艾家开始并不贫困。一家有两栋房子,一栋1层的平房,一栋2层的楼房。楼房是大儿子艾田青借钱盖的。但因缺钱,前几年把框架搭起来后,没钱装修,至今连门窗都没装,墙上的红砖裸露着。

  总体来说,艾家生活原本并不算差,儿孙满堂,盖了房子,种着庄稼,养着牲畜。艾家大儿子说,年轻人讲个面子,吃低保是很没面子的事情,“很无能”。

  所以,邓元姣病倒前,艾家人并没有申请过低保,即便给二嫂王春娥申请低保没结果,日子也照常过。

  但一场大病却彻底拖垮了这个家庭。去年3月,邓元姣脑梗塞入院,开颅手术花了差不多7万元,新农合报销3万,剩下的几万医疗费都是借的,对艾绍金来说是“天文数字”。

  6月邓元姣出院后瘫痪在床。艾家经济状况大逆转,有时连米饭都吃不上,一天三顿吃当地喂猪的红薯。

  好面子的艾绍金又面临另外一种“无能”的乡村舆论——以前,如果有经济条件还赖着政府吃低保,是一种“无能”;现在,家庭因病返贫锅都快揭不开了,还申请不到低保,也是一种“无能”。

  改稿的时候,编辑曾问我,100元的低保对艾绍金来说,真的那么重要么?我当时的感觉是,100元并不能解决艾家的全部困难,但艾绍金申请低保长达半年时间,多次因为儿子超生被拒,到后来,“能不能申请到低保”,可能比“低保能给多少钱”更重要了。

  艾家曾向上级部门写过实名举报材料,内容主要就是困难群众没有低保,拿到低保的群众不困难。昨天新华社的调查文章,也证实死者所在村庄,“村里有一些比艾家条件差的,都因超生没有吃到低保,也存在没有超生但条件比艾家好的享受到了”——这让艾绍金怎么咽得下那口气?

  也有人说,不管艾家的诉求是否合理,都应当通过合法途径解决,艾家无情遗弃病重家人的做法不仅违背道德伦理,造成家人死亡应受到法律惩处。

  但事实是,艾绍金为了申请到这份低保,口头求助,书面举报,各种“合法方式”都用了,但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甚至在一些当地人看来,艾绍金越是告状,越是举报,作为被举报者又手握低保批准与否权力的基层乡村干部,越不会答应艾绍金。

  这似乎陷入一个无解的循环。当低保和超生处罚捆绑而走向异化时,就已经“注定”了的。

  □刘刚(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记者,5月9日发表《农妇邓元姣最后7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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