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脚注趣史》 脚注的研究旨趣

　　格拉夫敦的《脚注趣史》从最初问世到现在中译本出版已经快二十年了。评论一本二十年前的老书颇让人犹豫，但更让我犹豫的是这篇评论要不要用脚注，如果不用脚注来评论一本讨论脚注的书，似乎有些奇怪。本文为了排版方便，将引用书目列在文后以供读者参考。而这个简单的选择就涉及脚注的功能和意义。脚注的存在就是帮助读者顺着其提供的线索去覆按证据的来源。

　　□陈怀宇(中国宗教史与思想史学者，著有《在西方发现陈寅恪》)

　　中、西文论著的共识

　　一个严肃学者在其日常学术生活中几乎不可能离开脚注。使用脚注也从而变为界定学者身份的标志以及界定严肃学术论著的标志。在格氏看来，脚注的出现帮助现代历史学者取得行业资格的凭证，也赋予了历史作者权威性。像王国维、陈寅恪等人不用脚注的时代可以说一去不复返了。

　　以学术论著而言，美国学者隆德（Roger D. Lund）说，献辞、序言、脚注和引得乃是现代学术的惯用手段。但实际操作中，中文和西文论著并非四者皆备。中文著作几乎不可缺少的序跋在西文学术论著中现在并不常见，而西文论著中比较常见的献辞和谢辞在中文论著中单独列出也是非常罕见的。西文书一般有索引，而中文书较少在书末附上索引。参考书目也有类似的情况，并非每一本学术书必备。而在学术论著中使用脚注似乎是中、西文论著少有的共同特征。正因如此，格氏选取脚注的进化作为研究对象的确是独具慧眼。

　　一部脚注的欧洲史

　　以格氏的叙述而言，其讨论的重点是西欧，特别是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的近世学术传统，这些学术传统的注释方式合流之后才出现现代史学的脚注。他通过倒叙的方式考察了活跃在十九世纪的阿克顿、兰克、黑格尔，十八世纪的吉本、休谟、伏尔泰、蒲柏，十七世纪的培尔、帕斯卡、笛卡尔、琼森等人在脚注演进史上的作用和意义，当然也追溯到中世纪和希腊罗马时代。《脚注趣史》实际上是梳理了脚注的欧洲史。

　　在现代史学进入北美、拉美、东亚、南亚、非洲之后，脚注也被引入这些地区。如果这样看，脚注无疑也可以放在一个全球史的角度来考虑。

　　史学本位谈脚注

　　除了地域视野之外，近现代学术史的发展也体现在学科分野的展开。脚注的兴起看似是史学问题，但显然不仅仅涉及史学，其他人文社会学科都使用脚注。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便用了很多注释，他的《儒教与道教》则引用了很多汉学家的成果。格氏此书主要在史学的框架内讨论脚注的演化，尽管他也注意到神学家、哲学家和语文学家甚至作家对脚注发展的贡献，但未涉及其他人文社科领域兴起过程中脚注的演化。

　　实际上欧洲语文学以及东方学的脚注实践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脚注中特别提到了印欧语文学的先驱琼斯（William Jones），但格氏对印欧语文学一笔带过。东方学对古典语言文献的研究，从格式上说很有趣味，一般有导论、转写、翻译、文法和词汇分析、译注、脚注等多种学术因子。

　　此外，十七、十八世纪科学实验的发展，实验报告、科技论文的写作中如何使用脚注，是否影响其他学科，也许都值得进一步思考。尽管格氏非常博学，但他仍然是史学家，以史学为本位讨论史学问题。换言之，通人辈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像韦伯、王国维这样在多个领域做出奠基性、开创性贡献的一代通人已然离去。

　　脚注或引发认知困境？

　　印刷技术的演化对脚注兴起的影响，格氏也注意得少。希尔伯特（Betsy Hilbert）注意到技术因素对学生尾注和脚注使用的影响。她指出六七十年代的学生疏于计算页底预留做注的空间，常常与教授达成妥协使用尾注，但他们的方便却对读者造成困扰，因为人们不得不常常翻到后面去看其注释。实际上，格氏此书中译本便使用尾注形式，略为不便。格氏此书没有提供一些书籍脚注印刷的样本图片，也让人感到遗憾。例如中国传统上印制带有注疏的文献时，常常采用刻有大字本文和小字注疏的两种雕版进行套印的技术。

　　很多传统中国书籍印刷时也留出天眉地脚以便读者做笔记。这又涉及书写、印刷与知识的获得与读者认知的过程。脚注的阅读是否会对读者造成干扰？哈佛学者奥兹门特（Steven Ozement）便认为格氏没有讨论脚注的兴起对学院以外的读者造成的影响，他很关注脚注的兴起对于普及历史知识造成的困境。